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农民工的研究很多，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而很少顾及到农民工的内部关系，对此，本文试图用“流动的共同体”来概括他们内部关系的特点。联系到国外移民聚居区的负面性，我们预料农民工共同体的活动主要也是消极的。但是，从八十年代有民工潮开始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发现农民工总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行动。那么，这是政府的制度在起作用呢，还是农民工在协调自己的行为?是哪些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昵?农民工又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行动的?对此，本文通过访谈、调查和作者自己多年的观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普遍通过非正式组织的渠道流动，他们语言不通、素质不高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初级关系移植到流入地后在其它的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成了一个跟原来相似的共同体。这样农民工就利用初级关系有意无意地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并将这一潜在组织用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服务。目前，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一组织进行非常规性行动。而是在取得横向流动带来的满足后安分地劳作。或许是由于中国的土地政策及其“只要没有损失就是盈利”的理性思维等原因使他们并没有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打算，这阻碍了“流民化”的倾向；但从长远来看，相信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阶层会安于自己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随着民工二代的外出务工，他们可能利用农民工共同体进行违法活动。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正式组织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减少民工二代的受挫感和为他们在城市的稳定就业提供便利，从而使他们从正式组织中分享到利益后加强对正式组织的认同；同时将这一农民工共同体整合到正式组织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