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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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对象,舆论最早进入的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视野,并逐渐走过了从思辨到实证、从抽象的权利本位到具体的利益本位的研究进路,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这一进路转折的最重要人物。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家,边沁在对诸多宏大主题的涉猎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法律与舆论的密切关系并做出了异于同时代人的新颖阐述,他是最早将舆论与法律关联起来并在其宪法理论中予以特别阐释的思想家之一,是第一个作为规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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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对象,舆论最早进入的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视野,并逐渐走过了从思辨到实证、从抽象的权利本位到具体的利益本位的研究进路,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这一进路转折的最重要人物。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家,边沁在对诸多宏大主题的涉猎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法律与舆论的密切关系并做出了异于同时代人的新颖阐述,他是最早将舆论与法律关联起来并在其宪法理论中予以特别阐释的思想家之一,是第一个作为规范的法律理论家提出舆论字眼的人。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其宪法理论而言如此重要的舆论观念。由于边沁的舆论是为其功利主义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服务的,本文将边沁的舆论思想称为功利主义舆论思想。在17、18世纪,功利主义对英国乃至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在功利主义的不断自我修正和发展中,人们逐渐冷落了边沁的学说,对其作品缺乏普遍而详细的关注,这一方面与其所涉及的宽广领域和卷轶浩繁的著述数量（包括生前发表的五十多部著作和死后留下的70000多页原始手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颇带技术性的晦涩写法以及思路与风格的奇特（蒙塔古,2015）有关。由于他关于舆论的观点是零碎,散见于其著作如《政府片论》（1776）、《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政治程式》（1788-1789）、《反对恶政的保障》（1822-1823）、《宪法典》（1830）和各种书信手稿中,不易为现代读者所知,因而使得其舆论思想不那么体系化和引人注目。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梳理和归纳边沁的宪法理论与功利主义舆论思想。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舆论是边沁宪法理论中一个激进而重要的因素。在功利主义者边沁看来,一人一票的选举并不能确保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因为法律上的歧义总是被那些有权力的人滥用,而掌权的官僚和民选的立法者也常常以“邪恶利益”来压制公众。出于利己主义的私心,统治者会在更广泛的政府活动中为了追求自身邪恶利益而损害共同体福祉,这是对民主体制的最大威胁。因此,与多数理论家试图揭露和避免不受管控的舆论可能带来的恐怖混乱不同,边沁对舆论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并力图发挥出舆论的最大优势,即:要求在代议民主制中政府信息的全面公开,以及通过公众对公开的信息的审查和新闻出版自由,来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道德制裁。边沁看到,唯一值得称赞的舆论是通过平等交流自己的利益来保护所有人利益的舆论。由此,边沁是第一个从现实的个人利益出发来界定舆论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视舆论为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公开信息的公开讨论来监督和审查民选政府的理论家;边沁将共同体的善建立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确理解并将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多数决程序基础上,他创立了一种用行动（而非理念）来重视舆论,为现实的公共福祉作出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他还创造了公共舆论法庭这一重要术语,提出将其作为舆论的实际运作机构,这大大提升了舆论作为一个与法院相匹敌的司法权威的重要性,边沁的建议是: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编纂一部能够约束统治者邪恶利益的《宪法典》,同时发挥舆论的道德制裁力量,去弥补正式法律的不足,边沁第一次使舆论在其成熟的宪法著作《宪法典》中获得了合法化,这意味着舆论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力量,可以在宪法安排下对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行宪法限制,也意味着边沁对人民的制宪权进行了最广泛的解释;边沁还特别强调了公开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理念和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认为它们是公共舆论法庭的道德制裁转为可见行动的制度基础,这表明边沁是早期的、狂热的监督国家的倡导者;作为最早将舆论与选举联系起来的理论家之一,边沁也为20世纪通过民意调查方法来考察舆论并使舆论合法化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边沁在其宪法理论中阐述的舆论思想的独创性和激进性远超同时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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