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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着高投入和高消耗的方式,所带来的大量的能源消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多种环境污染问题。而随着多种不可再生能源的日趋枯竭,能源的供需矛盾逐渐加剧。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也成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能源和环境问题,以各种环境规制为手段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常用方法,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环境规制是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常用手段,其通过制定各种相关政策实现环保目标。我国的相关部门制定了大量与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这些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实施的干预政策,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整个经济社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而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影响到能源效率。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有多种,根据以往学术界对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往往依据规制主体的不同,把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三种。基于不同的环境规制在政策内容和作用主体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以不同的实行方法、从不同的路径引起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成本等方面产生相应的变化,进而从不同角度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准确分析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途径和政策成效。本文以分析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为研究目标。采用除西藏外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2003到2017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环境规制水平指标体系,按照熵值法原理分别确认二级指标的权重,运算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综合得分。另外,采用SFA模型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之后,构建了面板回归模型,对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中国合理使用环境规制工具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建议,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本文主要形成了以下研究结论:(1)中国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水平存在差异,相对来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最高,公众参与型其次,命令控制型最低,但总体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在2003年到2017年这十五年间,中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整体上是较为平稳的态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在样本期内有小范围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水平的起伏变化较大。(2)根据SFA模型得出的能源效率结果说明,在2003-2017年的样本期内,中国30省份能源效率平均值整体保持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的趋势。把全国划分成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计算这三份区域的能源效率平均值,发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平均值存在很大的差别。能源效率在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同时,中、西部地区平均能源效率均低于全国水平。(3)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中国30省(市、自治区)能源效率影响有很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