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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信任是针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它指向没有直接联系的陌生人而非亲属、朋友等特定群体。它是现代社会得以顺利整合的基础。而伴随着陌生人时代的到来,信任危机如今已经弥漫至整个社会,它对老年群体实现积极老龄化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因此,研究老年人普遍信任的影响因素,既是对社会变迁的现实思考,也是对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思考。既有研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文化传统、社会经济、政府绩效与普遍信任的关系,而在微观层面则论述了个人社会地位、个人社会网络、个人社会心态等因素与普遍信任的关系。在提炼既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笔者从资源因素、道德基础因素以及社会联系因素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来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上的整合。在资源因素中,我们主要考察老年人所拥有的个人资源以及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对其普遍信任的影响;在道德基础因素中,我们主要考察老年人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以及平均主义价值对其普遍信任的影响;在社会联系因素中,我们主要考察老年人所拥有的垂直关系网络以及平行关系网络对其普遍信任的影响。笔者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并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是考察变量的分布状况,展示其分布特征。回归分析主要是考察各类别变量的影响程度。笔者建立多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单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施加控制变量后单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双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施加控制变量后双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三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施加控制变量后三类别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结果差异,我们对变量的影响及其稳健性予以考察。研究有如下发现。在资源类变量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普遍信任产生U型影响,中共党员身份对老年人普遍信任产生正面影响,收入水平则对老年人普遍信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生育儿子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老年人普遍信任也具有正面影响。在道德基础类变量中,反权威主义价值观不能增强老年人的普遍信任,个人幸福感对老年人普遍信任具有正面影响,社会公平感对老年人普遍信任也具有正面影响。在社会联系类变量中,社区居民交往状况对老年人普遍信任具有正面影响。在人口学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影响最为稳健。比较所有影响因素可以发现,道德基础因素的影响大于资源因素与社会联系因素。基于研究结果,相应的政策干预也集中在运用多种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提升老年人的个人幸福感、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社区建设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