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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励诗”之名来源于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是《文选》诗的子目之一，有韦孟《讽谏诗》和张华《励志诗》共两首入选。劝励诗入选《文选》虽数量有限，却是魏晋南北朝诗的普遍主题。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歌虽无劝励之名，却有劝励之实。本文将探讨对象称为“劝励题材诗歌”，从诗歌创作的目的、思想内容特征、劝励对象三个方面对研究对象加以界定，将魏晋南北朝相关诗歌统摄在“劝励”的主题下做出解读与思考。劝励题材诗歌可直溯到《诗经》时代。《诗经》中《唐风·蟋蟀》《周颂·闵予小子》《周颂·敬之》《周颂·小毖》等篇是自励、自警的发端，《小雅·节南山》《大雅·民劳》《大雅·板》《大雅·抑》是讽谏诗的源头。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劝励的主题一脉相承，诸子之言、史家之书及屈宋作品、汉大赋中形成了清晰的劝励文化传统。劝励题材诗歌在内容上包括指责与劝谏、德行追求与人格向往、功业理想与声名渴慕、家族内部的娓娓劝励等多个方面。通过观照劝励题材诗歌，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劝励题材诗歌对儒学思想的反映及儒学对士人的浸润与影响。同时，劝励题材诗歌在魏晋南北朝各时期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建安、曹魏劝励诗的济世情怀；正始劝励诗的儒学倾向；西晋劝励诗的儒学复兴背景；东晋劝励诗的数量锐减与转向；南朝与北朝延承思想传统的不同，使南北朝的劝励题材诗歌呈现不同的面貌，北朝更具正统性，南朝更具情感性。劝励题材诗歌大量采用四言体进行创作，是四言雅正的诗体特征与劝励主题具有的儒家正统性相契合的结果。而五言诗在劝励主题的表现上也同样具有普适性。四言诗体在循循善诱的方式中进行劝励，五言劝励诗情感的抒发则更加直接与强烈。述祖与咏史是劝励的重要表现方法，比兴手法的使用给劝励题材诗歌增添了艺术性。《文选》选录诗歌为“劝励”立类是萧统文学观念的反映，此后“劝励”类目的消失与诗歌内涵的丰富性、解读的多样性与题材的寄居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