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至今日，学界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一门学科如果不自觉了解自身演变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当前，国内各高等院校中商学院众多，但毋庸讳言，不仅是商学界，而且史学界，都忽略了对该学科自身发展历史的系统探讨，以至于迄今其面目仍然模糊。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商学是一门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它具有应用性、交叉性和综合型的特点，又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商学也曾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对深化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转型复杂性的认识，具有独特而典型的考察价值。
本文试图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学科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商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尽可能搜集整理这一时期的相关档案、“商务报”和“商学”译著、教科书等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其从引进、传播到自觉构建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首次系统地揭示了清末民国时期“商学”在中国兴起和确立的历史面貌，包括“商学”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其学科体系如何构建和走向社会化等等内容，进而分析了其对于进一步丰富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等问题的意义，并希望藉此为当下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具体而言，文中首先从“商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知识传播角度，对戊戌以前西方商业观念和知识在中国早期传播历程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论述了中国传统商业知识体系和西方近代“商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指出以郑观应为代表的近代国人最早提出的“商学”概念，具有“商务之学”和商业学校教育的双重内涵。接着，对促发这一学科兴起的双重动力予以揭示，认为在“商战”、“学战”思潮的共同激荡下，引进国外“商学”的浪潮勃然兴起。文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商学”输入三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尤其是以译著为载体所引进的新式商学知识系统的整体状况，并对时代特征予以说明。
作为近代中国商学传播主体和载体互动的凭借，“商学共同体”的形成和运行，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文中围绕清末民初的“商务报”、以“商学”命名的期刊杂志和“商学会”等研究社团，考察了其与商学兴起和发展的互动关系，并以京师大学堂“商科”的建立和演变，以及上海商科大学等为个案，兼及同一时期初、中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概况，较为深入地透视了近代商科教育的内涵和水平，通过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商学”学校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过程的系统考察，表明这一学科已进入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之中。
最后，本文概括了近代国人不同时段界定的“商学”概念及其内涵演变，并通过剖析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国人编著的商学研究代表作(包括专业教科书和研究论著)，以及“商学”学科术语从散播到定型化的历程，来综合把握和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情形，展现那一代学人对该学科的学术自觉和思考，指出其最终形成了以“商业经济学”为核心，包括商业地理学、商业历史学等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型新学科。
结语部分则简单揭示了“商学”的兴起与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联系，从“商学”的兴起、学科发展等方面，进一步透视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其他特征，并初步总结了这一历程对于今天商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值得强调的是，为了尽可能详尽地阐释上述问题，本文不但查阅了京师大学堂档案、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而且首次广泛地搜集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商学”著作和教科书(目前达50余部之多，附录中分门别类地撰写提要以为补充)，并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散布于大量期刊中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各商务局创办的《商务报》上译载的“商学”译著等，这是本文的研究能够有所收获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