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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当“现代”以破竹之势闯入中国的最初时刻，作为“先锋”的文学首先冲破了束缚，登上了“现代”的舞台。在这些纷繁的文学创作中，本文关注的是一代知识者对自我形象的展现和塑造。本文试图从郭沫若、郁达夫、鲁迅三位当时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作家入手，探寻他们笔下形态各异的自我形象。在彼此与内在的相互差异之中，以期发现他们作为特殊时代孕育的知识者角色，与传统、现代的冲突和离合，发现他们不同于传统文人身上的某种文化特质；发现他们营造的自我空间里坚守和隐藏着的一种摧毁与重建的“承担意识”；发现他们对于“现代人”含义的体认和对理想模式的期待与追求。
论文共分五部分。
导言以启蒙和“立人”为时代背景，提出五四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文学创作中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这一代知识者对于“现代人”的自我体认。
第二部分围绕郭沫若在第一个十年中的主要小说和诗歌创作，探讨作家在文学世界中找寻自我的过程——他不但袒露了一个负罪忏悔充满感性的“我”，也实践了一个张扬叛逆的“我”。此后，又赋予了“我”以“群性意识”，让“我”扎根于“大众”的土地之上。
第三部分则是以郁达夫第一个十年的自传体小说创作为中心。作家将自己赤裸的现实心境毫无保留，巧妙化入了他所建构的“现代人”之中，记录了一代知识者对于“现代”的认识与感触，勾勒出了一个正在不断发展、自我完善的“现代人”成长的艰辛与苦闷。
第四部分关注的是鲁迅这一时期小说和散文创作。在鲁迅笔下，这个诞生于“现代前夜”的“我”常常陷入一种复杂的性情之中——尴尬、复仇以及怀疑的希望或许成为“我”有可能寻找“新生”的某种精神契机；坚守的绝望则是作家用个体生命体验，在自觉地建构“现代人”的艰难过程中，唯一获得的生命品质。
最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第一个十年中，虽然一代知识者的努力并未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指向。然而，他们却真诚地表明了自身的一种执著的姿态，这也为后来者的发展和前进提供了一笔难得的思想资源，对考察中国现代知识者于时代、历史的价值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