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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对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畏之如虎。西方列强则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并企图逐步控制清政府的决策机构,使其成为一个俯首听命的傀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筹办夷务”的官员就越来越把“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当成了挽救腐朽的清朝专制政权的法宝。“联俄制日”是李鸿章一贯倡导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中心和关键环节。随着时势不同,“联俄”外交的基础和目的也不相同。1898年前,李鸿章“联俄”策略主要是针对日本;1898年后,“联俄”不仅是为了“制日”,还要防范其他列强。《马关条约》签订后,沙皇俄国加紧了对远东扩张的步伐,利用清政府在“三国干涉还辽”后感恩和渴望“联俄制日”的心理,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密约》的签订是清廷“联俄制日”政策的直接成果,密约的签订标志着“联俄制日”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从条约的内容上看,该条约虽然名义上是中俄两国“互相援助”条约,但实际上条约内容对两国的约束是不平等的。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能够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自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某些利益。俄国利用此约将侵略势力名正言顺的伸展到了中国东北,实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愿望;而清政府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援助中国的空头承诺,但却付出了未曾想到的巨大代价。此外,《中俄密约》签订的过程和程序,具有明显的强迫性和欺骗性。俄国利用清政府急于求援的心理,趁火打劫,提出先“借地筑路”,再议援助,迫使清政府答应俄国的有条件“援助”。因此,《中俄密约》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以“互相援助”为名、行侵略祸害中国之实的条约。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是为了达到“联俄制日”的目的,但密约签订后,历史并没有像清政府预想的那样发展。从欧洲回国的李鸿章曾得意地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结果连两年无事也未能做到,中国很快便遭到列强联手宰割的新恶运。《中俄密约》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俄国势力在东北地区的蔓延渗透和西伯利亚铁路支线中东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在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狂潮中,俄国不仅没有帮中国的忙,反而变本加厉的侵略,极力攫取在华利益。清朝的“盟国”俄国首当其冲,逼迫中国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带头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第一次狂潮。俄国在东北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控制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方便,大大加快了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速度,进一步打开了俄国侵略中国的大门。“联俄制日”政策此时已经完全违背了初衷。《中俄密约》的严重后果使中国人民看清了沙俄的真面目,不久,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20世纪初,随着李鸿章的一命呜呼,“联俄制日”政策也走到了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