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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方面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自经济效率的提高。学界热衷于使用不同方法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试图解释我国经济效率的变化和演进。经济效率的测算方法不断进步,已经从参数法转为非参数法、从宏观深入中观和微观,并开始考虑经济增长过程中非期望产出的影响。在测算过程中引入非期望产出,已经成为效率测算的主流做法。能够处理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多种多样,本文将采用DEA-SBM模型测算我国历年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并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另一方而,目前仍少有文献对我国经济效率变化的原因进行系统研究,即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源泉”研究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对内市场化改革与对外经济开放相结合,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入力资本积累以及发挥规模效应等大大改善了我国的经济效率。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贸易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绿色效率的影响,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学界着重于研究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但对贸易开放与绿色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不足。本文研究将为看待贸易开放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研究表明,我国许多省份绿色效率值较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各省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值并没有明显的统一变化趋势。东部地区效率值最高,并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效率值变动呈现波浪形特征,但上升趋势不明显。与东部相比,中部上升速度和绝对值稍低。动态演进分析表明,1986-2002年间,我国各省绿色效率值呈现上升趋势,许多省份通过提升绿色效率努力实现赶超。1994-2002年,右侧波峰逐渐平滑,显现单峰特征。东部地区效率提升最为明显,但有些东部省份绿色效率值仍然较低,东部内部出现分化。中部核密度图呈现双峰特征,说明中部各省差距较大。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效率值出现相反变动趋势,整体绿色效率值不断恶化。收敛性检验表明,自1986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增长绿色效率呈现出δ收敛的趋势,但2002年以后显现出发散趋势。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都不存在绝对β收敛。其次，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绿色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溢出以及制度变革等对经济效率具有正面效应；但是如果存在“环境污染避难所”效应，国际贸易对绿色效率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结果表明,全国以及各地区绿色生产率与贸易开放程度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就全国而言,贸易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绿色效率的弹性约为0.0135。但是,对外贸易一期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东部和中部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与全国相似,贸易开放都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贸易开放对西部地区绿色效率具有长期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就我国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