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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认识，通过严谨的理论或实证分析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投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对当前的财政政策实践提供了启示。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经济效应的考察中，考虑了政府债务因素的影响，并在实证分析中，以严谨的内生性处理方法将微观数据应用到财政支出结构经济效应的研究中，突出了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作用机制。 第1章分别从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投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四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综述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并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评述。本文发现，现有研究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结论差异，该差异主要源自假设前提、学术流派、研究方法、经济环境、数据来源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进一步扩展的方向。 第2章通过将统计方法应用到中国财政支出史的研究中，采用分主题的方法考察了新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建设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占据相当突出的位置，但随着政府财政职能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建设支出占比逐渐回归正常水平;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职责的划分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涉及民生的支出项目。虽然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初衷是减小地区差距，结果却扭曲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另外，最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表现出了公共服务型特征，不过这一倾向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3章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探讨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比较分析政府融资模式对财政支出结构经济效应的不同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财政的特征事实分别分析了不含政府债务和包含政府债务两种情形。研究发现，当无政府债务时，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消费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则正好相反;当有政府债务时，消费性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和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是非单调的。 第4章将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债务因素加入到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中，推导出了一般化的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然后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中，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广义矩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居民消费方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居民消费对当前收入的变化具有敏感性，且债务发行不影响居民消费;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影响，其主要通过政策性补贴支出来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作用;虽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但其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和国防支出不利于居民消费，而社会文教支出则有利于居民消费。 第5章以财政政策的总需求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在包含政府债务的情形下，分别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检验了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私人部门投资的两个微观作用渠道——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非国有行业而言，生产性财政支出会增进行业盈利能力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而消费性财政支出则降低了行业销售收入或盈利能力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只有企业销售收入对其投资有正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会提高企业销售收入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而消费性财政支出则降低了企业销售收入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2)对于国有行业而言，行业销售收入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受到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正影响，而行业的盈利能力对其投资无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也不会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对其投资的边际效应。研究结果表现出的所有制差异为我国工业行业投资和财政支出政策提供了启示。 第6章分别采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考察财政支出结构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作者首先运用1952-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占比和宏观税负会促使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加大生产性财政支出，尤其是增加对农村地区的生产性活动的财政支持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比。改革开放之后，涉及“三农”的财政支出结构项中只有农村救济费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同时，该章还采用了宏观计量分析和微观统计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利用了宏、微观数据各自的优点，使经验结果更为可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率和农民进城务工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在科教文卫事业费和转移性支出的财政支出上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国有化比重和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的增加也容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