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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著作，《老子》以与先秦诸子学说迥然不同的姿态，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心态、思维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道德经》自问世以来，历代注疏极丰，不仅是中华古文明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十九世纪末期，《道德经》进入英语世界，新译本频出，成为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的典籍，是被翻译得最频繁的中国古代文献。
由于《道德经》富含暗示性，加之古汉语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以及汉语句法上的某些不确定性，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译者对原文的难解或有歧义之处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译文的内容和风格。国内学者在梳理《道德经》译文中的关键词处理和风格对等的批评方面已有较大进展，但仍多属语言对比范畴或语文学范畴的随感式点评，未能跳出语言层面的比照研究。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化翻译学理论，对《道德经》翻译过程进行宏观描述，力图揭示翻译文本形象变迁的深层理据。
本文从文化语境下的旅行文化研究入手，分析旅行与文学翻译实践的象似性，借助钱钟书的“翻译距离说”和赛义德的“旅行理论”，对《道德经》文本在西方英语世界的旅行过程进行细致描述。作为翻译起始点的《道德经》文本的理解，由于各章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联系，书中语言简洁到语义模糊的地步，整部文本看似格言语录的碎片，常令译者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文章同时指出，正是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的语言的简洁性和各章节之间的逻辑松散成就了《道德经》在西方被频繁翻译、广泛阅读的命运。词义的浑圆、语法的意合和修辞的空灵赋予《道德经》文本巨大的阐释空间，招唤读者的积极建构。西方读者出于历史的需求和各自的学术前见，建构着形态各异的《道德经》：作为宗教比附的《道德经》、作为世界未来哲学的《道德经》、作为智慧源头的《道德经》和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道德经》。
翻译不是文本从一国向另一国的简单跨越，也不是纯然客观、中立的语言迁移，而是一项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翻译是建构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具有社会性的“比”的行为，翻译的实质是一种为他(社会性)行为。因而，翻译文本实际上是译者基于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社会文化因素之上，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文本操纵行为。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实践是译者为着一定的目的对原文进行的操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取各个层面的策略操纵着原文在译入语中的接受形态。译者通过版本选择和添加“周边文本”操纵着原文和译语读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策略操纵着文本，这些外围策略和内部策略从不同侧面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色彩纷呈的《道德经》形象。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艺术符号的操纵，摆布读者的接受。译者对原文版本的选择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审美的抽象操纵，“周边文本”对读者接受的直接引导则是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符号层面的操纵，而译者对译文语言的操纵则直接决定着文本思想的传达。
译者利用各种策略生成的翻译文本是译者的个人想像和社会集体想像的双重投射，译者通过种种操纵措施外化在文本中的想像常常就是外国文学、文本在接受国的形象。想像是人类对于不在场之物的完形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疆界的跨越，是对现实存在的越界。由于译者想像的隐喻式投射，《道德经》文本在西方的形象遭到极大的改变。早期的传教士出于政治目的积极“截取”内容，几乎完全弃绝文体；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对中国的“凝视”多了些公允和尊重的意味，越来越多的译者注意到《道德经》的诗体特色，并在效果传达上下功夫，出现了诸多诗意渐浓之《道德经》译本。圣人和“道”是《道德经》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意象，却常常是遭误读最严重的概念范畴。圣人本是男性，具有“道”的完美品格，却被具象化为众声喧哗的形象。“道隐无名”遭遇西方语言哲学“命名”的尴尬，被译者出于各种动机赋予不同的形象。但总的看来，西方对道家之圣人和“道”有了更高的体认能力，对它们的阐释和翻译日益逼近本原。
在当今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着对话和融合，在引进、借鉴中进行着排斥和批判，《道德经》研究成为西方汉学中的显学。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梳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旅行的历史，结合形象学的讨论，描述《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变迁；运用旅行理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分析老子学说在移入异域后产生的变形、翻译在其间起到的作用，以及译者主体和意识形态在文学传播的世界想像中的干预和操纵。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为弘扬民族文化及其在本土的正确回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