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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注定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产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产业融合与分工细化不断催生着新兴的业态，创新成为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世界经济已经逐步向服务经济全面转型;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浪潮扑面而来，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正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城市发展和企业经营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服务经济”与“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关键词。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由持续高速发展向中速稳定发展转变，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产业结构矛盾、环境污染治理、民生福祉问题越发严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迫切需要。值得幸庆的是，这个时代赋予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破局”工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加速城市智慧化建设: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不仅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而且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手段，他的持续稳定增长能有效改变传统产业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现状，推动传统要素投入向创新要素投入的转变;另一方面，智慧城市作为一种系统性、继承性、全面性的改善工具，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他既能改变城市要素投入的模式，促进城市长期健康良性发展，又可以有效的推动了传统行业的变革与创新，解决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然而研究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层面或者产业层面的影响，而是对传统城市发展的一种颠覆，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系统性的城市发展变革，是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会给生产性服务业带来相应的影响。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智慧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并行的两条平行线，城市智慧化建设作为更加基础性、系统性的城市化发展方式，在城市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两者必然会发生相互影响。因此，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蓬勃开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日益被弱化、在市场调节引导中的资源和手段越来越有限，本文将通过定性与定量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系统性的了解城市智慧化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关系，模拟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投入及市场环境变化对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各个细分行业的影响，对帮助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合理进行引导资金的扶持/激励决策、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科学性的制定干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文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现象及其结构优化调整的分析出发，分别借助系统动力学的定性分析工具与计量经济学CGE模型的定量分析工具，对城市智慧化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关系展开了论证。 首先，概念梳理与文献综述。文章从技术发展、城市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三角关系出发，界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城市智慧化发展的概念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清晰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明确了城市智慧化是在技术与城市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基于细致全面的文献梳理与综述，文章对城市智慧化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概念与分类做出了准确的界定，并对两者的关系给出了初步的论述。 其次，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结构优化调整的集聚特征进行阐述。一方面，针对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从其集聚现象的全面剖析、到集聚度的定量度量、再到集聚因素的完整梳理，本文将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各个不同片段进行了立体性、系统性的综述;另一方面，本文利用产业经济学中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方法（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对全国31个省市、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生产性服务集聚现状进行了计算，并对智慧城市中与一般城市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针对性的对比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本文逐步将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大都市，研究发现在城市智慧化发展下，大都市生产性服务（尤其在上海）存在结构优化与调整加剧的现象，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城市的中心城区集聚，而以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呈现向周边梯度转移的趋势。 随后，从上海区域发展角度出发，分别从定性与定量两个不同角度出发进行模拟分析。一方面，在梳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动力的六个主要影响因子的基础上，逐个细化因子的观测指标，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基于流图中所呈现的5个反馈回路，从定性角度分析城市智慧化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对上海区域市场经济环境的分析，借助计量经济学中CGE模型，构建了符合上海实际情况的区域CGE模型方程体系，完成SAM表编制及模型参数估计、校准的工作，并分别从政策角度（增加投资、降低税率、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和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角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进行了定量的政策模拟分析。 最后，对全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分析，剖析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经济大都市，在面临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加快城市智慧化建设的共同需求作用下，政府城市智慧化政策的制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优化调整间的关系，对政府的城市发展与治理给予了相应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外智慧城市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前期的阶段，相关文献及深入的学术研究还较少，目前的研究也往往集中于技术分析或概念模型设计，缺乏从系统性角度分析智慧城市发展对传统产业影响的研究，更缺少对“互联网+”溢出效应的学术研究。本文从城市化角度切入，将智慧城市建设上升到城市化的高度，从系统性、动态性的视角对智慧城市进行全新的解读，聚焦于智慧城市建设对传统产业（如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研究的视角和主题均比较新颖。 第二，本文立足于产业经济学、管理科学、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与视角，综合性的使用产业集聚度衡量的方法、系统动力学的方法与CGE模型的方法，跨学科的开展了城市智慧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性研究，展示了信息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三，本文从产业数据演算中寻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定性的研究影响集聚发展的因素，最后使用CGE模型的定量分析工具，构建了基于上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的区域CGE模型框架，从产业间均衡发展的视角全面系统的分析智慧城市建设中各项政策调整与环境变化对各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这种利用管理科学系统性思维去发现系统问题，再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宏观政策模拟分析，最终获得宏观问题研究成果的范式性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第四，本文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等领域的研究综述对未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文章的综述既将学术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涵盖了生产性服务从其集聚现象的全面剖析、到集聚度的定量度量、再到集聚因素分析等各个方面，又对城市智慧化发展的特征进行了综述性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第五，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大部分以政府主导为主，本文通过CGE模型定量研究政策变化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城市经营理念中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合理进行引导资金的扶持/激励决策、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科学性的制定干预措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