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篇论文以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宏观的和微观的角度对这次转型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从文本研究的表象后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政治的理论目的。
文化研究产生于英国，其生命力有赖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转型，即将结构主义引入文化研究。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始终把理论重点置于大众文化的能动层面，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是对于文化的能动力量，他们又只能给予“接受和反应”的简单解释，至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动因，他们无法触及。作为文化研究的转型舵手，霍尔完成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联结，将意识形态与霸权的理论引入文化研究本身。
从文本分析上看，文化研究的转型在于从研究“意义是什么”到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霍尔关于“表意的实践”的论述最终肯定了结构主义的表意方式。转型后的文化研究学派将文化与传媒产品看作是公开的、开放的文本，公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却可以参与文本的解读，从而能通过解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不过，如果仅仅如此，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还只会停留在传播文本的阅读上，那它不过是接受美学，而不会是政治实践。转型本质的内涵是在于使文化研究从一种普通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变为一种“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是文化研究的转型目的，它是意识形态和霸权这两个理论的结合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文化研究的视野集中到具有政治内涵的结构层面，在霍尔近期的评价中，他还一再强调“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现代性”的捍卫者。但是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早期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明显是深刻了，这种全新的结构的视角一下子为文化研究深入展开社会与政治的文本分析打开了一扇窗，但对于没有很深的法国结构主义哲学渊源的英国学者来说，“意识形态”这个舶来品的偏执一面，他们并不打算照单收下。文化研究学派借鉴阿尔都塞的限度就在于：从意识形态构建主体的理论中说明人的反应其实不是绝对自主的，主体是被构建的。霍尔还指出，在大众传媒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语言的阶级斗争”而演变成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是另一个由文化研究引入的关键词。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源于其实践一元论的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早期学者意识到了实践和人的创造性，只是他们还仅仅是从经验的角度出发，葛兰西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关照。在霍尔看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深刻蕴涵着人的相对能动性和文化自身富有动感的规律性。所谓“霸权”就是一个抗争、沟通、妥协、转换的循环过程，它显然偏袒有权势者的言论和意见，可它也会给批判反思和其他的主体间的关系提供空间。而人之所以能够发挥能动性，就是因为存在着这一空间。可见，“霸权”与赤裸裸的强权不同，它不是表现为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积极的赞成而实施的统治。“文化政治”一节就是要从霍尔的解码制码理论的表层去剥开社会政治的深层动因。转型后，文化研究的半径不断扩大，从另一个方面讲，他的火力更加集中了，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文化研究扩大的范围，即关注到主流学派从未关注到的领域乃是广大的弱势群体，而为占有少量社会资源、被压迫、被控制的“大多数”人说话、斗争，正是文化研究政治参与性的核心。文化政治不是一个和派系有关的政治立场，而是关注文化和权力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中彼此结合。在结合中，我们感觉到不同主体之间和主体之外的紧张关系，这种时时存在的张力是文化研究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