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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珠三角村庄公共生活的研究，探讨转型时期沿海发达地区的社区再造问题。在国家权力从基层收缩，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对乡村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如何维系社区共同体的感觉和社会团结，重构与新型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村落集体，成为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研究表明，在都市化变迁的进程中，社区共同体、村落传统生活和社会团结并不一定会消失，在现代条件下，社区公共生活能够得以存续，甚至更积极地复兴，社区共同体也将随之重获新生。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村落社区是经过改造和调适的共同体，从以往建立在强关系和无限责任基础上的乡土社会向以弱关系、浅度信任和有限责任为特征的现代社区转变。本文试图阐明，当前的村落社区是被生产和建构出来的，共同体在变迁中表现出的表面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实际是经过动员和再生产的结果。当地民众对社区共同体的追求，可以视为对当下快速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人们借助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归属感抵御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面入侵。只有将社区共同体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中，才能理解这种共同体生产的文化策略。 本文以公共生活为研究视角。公共生活能够集中展示地方文化，并为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交往互动提供平台，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如此，活跃的社区公共生活还有助于加强居住者之间的社会联系，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为社区发展提供社会资本。公共生活也为考察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导致社区公共生活的内容、形式和组织方式发生重要变化。除此以外，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社区权力关系互动，国家、地方政府、村庄精英、普通民众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本文从历史文化背景、时间、空间、组织方式、参与主体等角度对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进行了考察，力图探寻公共生活与村落共同体再造之间的逻辑关联。 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传统、村集体和新兴乡村中产阶级三方面展开: （一）传统是社区再造文化基础。一方面地方社会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的塑造，从过去延伸到现在的习俗、惯例为社区生活的回归提供了模型和参照;另一方面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表明了社区存在的时间深度，凝聚着大量社会记忆，容易激起当地居民对社区的依恋、认同和自豪感，悠久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大量传统成为社区再造的宝贵遗产。另一方面，传统的发明在这个社区同样大量存在，旧的传统被改造调整，以满足变化了的实践的需要。永宁的社区传统既不能完全看作被历史所给予的，也不是沿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简单线性运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当地居民选择、改造、重新解释而产生的结果; （二）集体的延续与再造提供了社区再造的组织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永宁村集体经历了从解体到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在分化的基础上重新联合，从生产资料及劳动联合体，转变为生产资料和产权联合体。相应地，自然村和生产队的联合也在不大扩大，最终实现了行政村的再次实体化。集体复兴推动了社区整体发展和社区成员共同富裕，社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明显进步，为社区生活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乡村私营企业主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是社区再造的社会基础。当前，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不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而试图追求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并积极投身社区公共生活，在社区再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乡村中产阶级不仅能够获得权力、地位、面子和声望，也可以创造出一套由其控制的社会秩序，建立道德和文化上的合法性、优越感，并以此强化自身对其他社会阶层的领导。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区公共生活主体，他们的参与对社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复杂而深刻，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社区再造的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