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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企业规模、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研发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围绕“科学评估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净影响”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分析”主题进行了研究。此外，本文还关注我国地市级政府教育支出可能存在的标尺竞争行为。 在受到环境、资源、劳动力成本约束的实际背景下，我国工业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对工业企业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探究影响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已经成为学界从微观层面讨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第三章主要关注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作用。论文运用LP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避免生产率估计过程中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与现文献不同的是本文考虑了研发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广义倾向得分法来估计企业研发活动对TFP的处理效应。具体实施方法为:第一，不同于已有文献普遍使用哑变量刻画企业研发状态的做法，本文选用企业的研发费用与管理费用的比率做为连续的处理变量来衡量企业参与研发活动的程度（即研发强度），根据研发强度的变化来考察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处理效应;第二，在计算企业研发的广义倾向得分时，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引入企业上一期的TFP，以验证研发的内生性，即是否“越高生产率的企业越倾向于研发”;第三，在计算出企业研发的广义倾向得分后，我们使用“反事实”分析框架估算了企业缺失的潜在TFP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处理效应。通过对我国2005-2007年两万多家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章主要发现:(1)企业研发确实存在内生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研发;(2)处理效应函数的估计结果表明研发强度的临界值为0.81，低于这一临界值研发对生产率的贡献为正，过度研发可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3)研发与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0.3可能是潜在的最优研发强度。 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高企业研发激励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层以及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题。现有文献普遍忽视了企业研发的“邻居效应”，缺乏对企业研发投入策略互动行为存在性及其性质的识别。本文第四章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各年的截面数据，运用新近发展的空间自回归Tobit模型分行业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决策的策略互动行为的存在性及其性质。LM检验结果表明，企业之间研发决策确实存在空间相关;贝叶斯MCMC估计方法表明，企业之间存在研发策略互动，并且所有行业的研发策略均表现为替代型策略互动，这一替代型互动在争锋相对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所以众多企业竞相采用抄袭和模仿的策略进行技术改进，形成了技术领先的企业持续技术占优而技术落后企业放弃了技术追赶这一现象。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企业研发的关键制度因素。本文第五章构建一个寡头竞争模型来解释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随后使用2005-2007我国省际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得分以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等数据，在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是内生变量的情况下，通过Heckman两步法实证考察了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当地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工具变量体系下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并且这种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扩展的边际而不是集约的边际。在我国总体研发投入不高以及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下，政府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力度以激励企业进行研发。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支出竞争行为已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追求简单经济增长向追求社会民生转变的阶段，提供教育公共服务则是保障社会民生的重要方面。本文第六章侧重研究了我国地市级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教育支出相互竞争行为。论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式的“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理论模型来解释地市级政府之间教育支出的相互影响机制:上级政府根据地市级政府的相对教育政绩来决定地方官员是否连任，从而引发了地市级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论文随后使用2007年至2010年间312个地级市教育支出等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在固定效应框架下运用GS2SLS和MLE方法实证估计了地市级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反应方程。实证结果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期:地市级政府在教育支出上确实存在标尺竞争，经济距离相近地区之间出于标尺竞争的模仿激励基本上要高于地理相邻地区。此外，本章还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地抑制了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 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如何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激励，如何有效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我国教育等社会民生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国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均值在样本期内一直稳定在0.14左右，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0.3可能是潜在的最优研发强度，因此当前仍需大力培育企业创新因素，提高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其次，本文的研究表明过度研发导致企业未必能从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在积极鼓励企业扩大新产品生产规模的同时，引导企业进行适度研发，增加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提高创新效率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第三，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有关政策，加大知识产权和技术产权保护力度，以转变企业现有的简单抄袭和简单模仿的发展机制，使得企业在模仿别人技术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要更加重视后者，应当优化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功能，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调机构，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使创新者的利益得到切实有效保障。由于实证研究表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集约边际，因此对于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应该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实行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第四，本文研究表明，尽管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结构上呈现明显的“轻视教育支出”倾向，但在教育支出上仍然采取了互补型互动策略。在我国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虽然地方政府出于短期发展经济的功利性目标或者其它私人利益很难实现辖区居民教育供给的最优水平，但是上级政府会通过相对教育绩效考核引入标尺竞争来激励地方政府加强对当地居民教育福利水平的重视。今后应该进一步地完善这类地方官员奖惩机制设计，优化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和约束，使其更好地贯彻执行上级政府政策意图。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标尺竞争机制还不能有效地矫正教育投入不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应该适当上收事权，形成财权与事权更加匹配的格局。同时还需更为合理清晰地界定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责任，力争将提供完善的教育公共服务等内容纳入地方官员绩效与升迁考核，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服务供给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