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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对我国海水养殖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与方法,从生产、市场、技术、政策等多个层面,揭示了海水养殖生产的特殊性,分析了其生产特性与产业发展规律之间的联系。通过构建海水养殖生产模型、共有海域的集体选择模型等数理模型,对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波动性明显、发展效率低下、环境病害问题突出等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论文首先综述了我国海水养殖发展历史与现状,对“四次浪潮”中代表品种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分析,发现在海水养殖发展中,除了具有因生产周期较长、市场均衡存在时滞(与农业生产类似)因素引起的周期外,还存在另一种更剧烈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主要地由容量的限制所引发,与养殖规模、密度和持续时间密切相关。在借鉴养殖容量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海水养殖生态系统的特点,论文构建了海水养殖生产模型,提出了海水养殖最优生产理论。将养殖容量进一步细化为短期容量、可持续容量和经济最优容量。经比较发现短期容量大于可持续容量和经济最优容量,而可持续容量和经济最优容量有可能重合。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应根据可持续容量确定最大养殖规模;但海水养殖经营者会按照经济最优容量确定养殖规模,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经济最优容量大于可持续容量,将引发过度养殖。模拟显示,如不对海水养殖业进行任何干预,自发产生的过度养殖将使行业发展出现周期性波动,并引起生产效率下降。针对我国“小农式”的海水养殖经营模式,应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论文建立了共有海域的集体选择模型。由于海水具有流动性,海水养殖产生的污染物可扩散到周边养殖单元,使相同海域不同养殖者的生产决策相互影响。模型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养殖者来说,其最优对策都是扩大养殖规模。海水流动性带来外部性,外部性将导致过度养殖。论文根据海水养殖生产函数推导了海水养殖市场供给函数,并对供给、需求进行了动态分析。发现供给和需求可能出现非均衡波动的情况,即当供、需曲线交点对应的产量大于可持续容量时,在容量限制与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可能出现价格持续上升与产量持续下降互相强化、最终导致市场供需完全失衡的现象。论文认为,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有可能加剧过度养殖和行业发展波动。在总结我国海水养殖技术演化历程的基础上,论文着重分析了容量限制对海水养殖技术演化的影响。发现除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r型)外,海水养殖业还存在着容量集约型的技术进步(k型)。通过k型技术进步,单位面积海域能够容纳更多的要素投入,增大可持续养殖容量,提高养殖效益。在对对虾、扇贝等品种养殖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其发展初期的技术进步以r型技术进步为主;而当养殖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k型技术进步开始成为技术演化的主要方面。技术进步的边际收益分析显示,当养殖规模未达到可持续容量时,r型技术进步边际收益较高,而k型技术进步的边际收益为零;当出现过度养殖时,r型技术进步边际收益迅速下降,而k型技术进步的边际收益开始增加。论文认为,技术进步是海水养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海水养殖业既无法通过自身调节、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可持续、有效率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实施适当的行政管理。但是,近30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对海水养殖业发展采取以数量为中心的行政管理,即把产量、收入等指标的持续增长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目标。论文综述了近20多年来我国政府对海水养殖业管理政策的演变历程,根据海水养殖生产经营的特点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思路,认为应把控制养殖规模、防止过度养殖作为行政管理的中心环节,并结合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提出了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