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生产生活方式角度来探讨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在国家起源上的异同，并试图通过这种比较来解释国家起源中所体现的一般规律。 第一章总结了中国学界在探讨国家起源一般规律上的认识发展过程。自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现在，学者们对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都围绕着中国国家起源是合符“一般规律”，还是自有其“特殊规律”，或既合符“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见解，至今似乎越来越难于达到一致看法。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考察，表明总的趋势是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不断向真理逼近;但要达到新的突破，还有待于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国家起源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和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背景，依据角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宏观地理背景和中心地理背景。从宏观和中心地理背景上讲，中国的东亚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和黄河的洪水）、广袤的土地和土壤的特性等等都为中国进行协作式生产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可能性。而希腊的地中海气候、较为碎化和稀缺的士地却不利于大协作生产方式的产生;从宏观和中心地理背景的比较来看，中国比希腊更适合从事大协作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章对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中国从事的是一种在个体生产力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族”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组织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大协作生产生活方式。由此所出现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是以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宗法关系表现出来。而希腊在生产领域是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协作更多的是发生在非生产领域。由此出现的分化是个体家庭之间的分化，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分化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阶级的划分。 第四章对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从多元走向一元的过程进行了比较。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道路，是与中原地区从微观到宏观的大协作式生产方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不以掠夺、而以求得安定为主要目的的对周边族群策略分不开的，这形成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内吸外抚”效应。而希腊的协作更多的产生在非生产领域（包括军事上的抵抗外敌入侵、宗教信仰），这种协作所产生的共同利益更多依赖于外部，却不能持久。因此，尽管希腊在某些历史时期也出现了要求统一的呼声，但却最终没有从多元走向一体。 第五章是关于什么是国家一般起源规律的讨论。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国家起源各自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说某一方更有普遍性或更具典型性;但两者也都体现着国家产生的普遍规律，那就是，一切原始人群，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分化出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阶级来履行日益复杂而又繁多的公共职能的程度时，就必然产生国家;反之就必然不会产生国家。而在早期国家起源后从多元走向一体方面，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是则是这些“多元”能否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产生共同利益，并形成强固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