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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家世背景方面有特殊性。和中唐其它重要诗人相比，柳宗元所出身的河东柳氏，从北朝至于隋唐都是著名的门阀世族，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久预机要，尤其在唐高宗时，柳宗元曾伯祖柳奭拜相，其外甥女王氏为高宗皇后，柳氏二十余人居尚书省，达到了家族权力的顶峰。此外，柳宗元的亲族也多为高门大姓，构成了一流世族的家族统系。柳宗元对自己的家世门第有明确的意识，屡屡在赠序文特别是为家族成员所作的表志中加以追溯，并引以为豪。这种家世意识对柳宗元在政治仕进方面的压力，思想文化上的观念以及情感心态上的倾向，都有着基础性的影响。 同时，柳宗元的家族还经历了特殊的变故。因武则天故，柳氏一族在政治上由盛而衰。柳宗元祖、父两代均仕途蹭蹬，柳宗元的家庭成员亦多遭凋丧，陷入孤绝之境。柳氏家族与家庭的变故和不幸，给柳宗元的情感和心态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和悲伤的情调，并屡屡体现于其文中。寄托了家族复兴的压力和使命的柳宗元，本来在仕途上正快速擢升而位居郎官要职，却因为永贞革新的失败而突然名列囚籍、远贬恶州，遭到几乎没有还复余地的巨大打击。以柳宗元复杂的家世背景、家庭悲剧、复兴压力和早年政治经历，面对这样严酷的政治打击，其所引发情感上的痛苦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等一般家庭出身的贬谪诗人相比，在程度上、时间上都要深远和深刻得多。这在他贬谪永州时所作的诸多书序文字中均可见到。一方面他对家族辉煌的过往和复兴的期望仍时时萦绕在心，另一方面对自己因获罪远贬而未能复兴宗族、恪尽孝道深感自责和愧疚，而没有后嗣承续希望更是让他忧心摧折，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疾病。这些心理与生理上的忧愁疾痛，共同构成了家世家庭背景下的柳宗元谪地情感与心态的核心，并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之中。 柳宗元贬谪后的诗歌，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田园诗，虽然是以清新澹远的风格为主，但柳宗元在家世背景影响下的心态与情感倾向仍然是蕴含其中的，其突出表现为“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的写景抒情方式。山水之乐并未能使其忘却忧愁，相反他将心中挥之不去的忧愁郁结的情感和心态投射于山水，而风格之清淡只是他表达其深厚情感的特殊方式，这种艺术风格与内蕴情感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一种张力，从而形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特色，也使柳诗在王、孟之后，推动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新发展。除了这类忧乐相间的山水诗之外，柳宗元还有一些山水诗、抒情赠答诗则直抒悲愁，倾泻而下，体现出其情感抒发方式的变化。柳宗元的这种情感和心态，也导致他对节候变化特别敏感而多抒愁情。总之，柳宗元家世背景所引发的极为沉痛而无法缓释的孤寂哀怨等情感倾向和心态，通过各种方式，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其大部分诗歌中，并形成了其风格特色。而其情感表现方式和程度的区别，也在柳诗内部造成了阶段性和题材上的差异。 家世背景对柳宗元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其诗歌创作对前人继承取法的偏重。柳宗元山水诗在诗歌艺术与内涵方面所受的最大影响，应该来自于谢灵运。柳宗元与谢灵运在家世背景、家族变故、个人早年政治经历上都十分相似，这使柳宗元对谢灵运在情感倾向与心态上存在一致和共鸣，从而对谢灵运山水诗艺术有意学习和模仿。其具体体现在其山水诗整体结构上的相似，通过景物意象投射情感的抒怀方式的相似，制题与用词上的模仿。此外，他们在山水游赏方式上探险寻奇的相同爱好，也在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中得到了体现，而这种游赏方式与他们的处境、心态以及家世背景、政治经历，也是有一定的隐喻关系的。 家风家学对柳宗元思想观念的形成、文学审美的好尚也有着重要影响。河东柳氏的家风同时具有北方贵族遵守儒家礼法孝悌和亲族感情的特点，又具有南方贵族注重文学艺术等文化修养的特点，这在柳氏家族成员中多有例证，在柳宗元家庭中也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同时，柳氏家族非常注重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家法的传承。虽然从柳奭开始家族在政治上趋于衰落，但是总体上高门大姓的地位和家庭教育并没有因此沦落，柳宗元幼年既受到过父母严格的儒家启蒙教育，柳宗元所受柳氏家族门风学风的影响也因此相当深刻。 受这种家风家教的影响，柳宗元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创作倾向当然是以儒家为宗的。文学上的才华使柳宗元早年在长安赢得了声誉，但从他的政治活动与诗文创作状况，特别是他的文论观念来看，他早年更执着于政事仕进而并不重视文学创作，诗歌也以追求修辞和典雅为主，为表现儒风服务，而缺少情志。贬谪之后，柳宗元诗歌创作虽然取得了质的飞跃，在“文以明道”思想的指引下，他对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投入的精力都大大增加，但这并未根本改变他对文学创作与儒家政治抱负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将儒家之“道”和政治理想放在首位。在他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有涉及重大政治事件或关涉政治的，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状况的。同时，他的儒家意识还集中体现在其诗歌蕴含的用世之心上，许多诗文都会流露出因贬谪不能施展政治才能、不能建功立业的怨愤，其中包括以清淡风格为主的山水诗所包含的矛盾而复杂的情感倾向，一些清逸闲淡的作品中的孤独寂寞的情绪和意象，以及直抒其怀的沉痛的抒情诗、赠别诗。这种诗歌中强烈的用世之心与政治理想，与屈原有很大的相似性。柳宗元与屈原不仅有着人格与价值观上的相似，在情感、文体和楚南语境等方面，亦均受到了屈原的深刻影响。也因为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用世之心与政治理想的执着，使柳宗元虽然在部分诗歌的风格上与陶渊明非常接近，但其情感底色与总体风貌还是体现出显著的不同。 柳宗元以儒学家风为根基的用世之心与政治理想，对其诗论也有很大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是统一的。柳宗元强调诗文起到辞令褒贬、导扬讽喻的功能，但同时也很强调文采，重视文学本身的特质，尤其强调诗歌“其要则在于丽泽清越，言畅而意美”的诗歌审美特点。后者体现出柳氏门风中重视文学艺术的一面对他的影响。这种既重视与现实的联系，又重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性的观念，与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论观念都有区别。此外，他对唐代著名文人的评价以及对唐代文学的把握，也与同时的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有较大区别，他并没有明确的推崇盛唐诗歌的概念，论诸家也似以政治事功与文学成就并重。而他的这种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异于时流且影响较小，则与其贬谪南荒相对隔绝的客观状况有关。 柳宗元受家学家风影响以儒家为宗的思想观念，也使得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并非佛教徒，好佛而不佞佛，对佛教的接受主要还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以帮助他达到对人生和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获得内心的平衡和超脱。同时，他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也主要是与儒家思想相合的部分，这种选择性的接受体现出他的佛教思想还是包容在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中的。故佛教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并未显著表现在主题和题材的选择上，而更多表现为在清静淡远的诗句中暗含的哲理性的痕迹，部分诗歌体现出了一种理趣，这或许也是宋代苏、黄重视和抬高柳诗的原因之一。 总之，对于柳宗元诗歌创作特色的研究，家世背景与变故对柳宗元情感与心态的影响、家风家教与早年政治经历对柳宗元思想观念与创作倾向的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甚至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只有足够重视和考察这几方面对柳宗元诗歌创作的影响，才能更深刻全面地把握柳诗的内涵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