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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充满活力的政坛和重文的基本国策,宋朝的文人的生活环境相对其他朝代来说都更为优越。而宋初上承五代,在文坛和诗坛上弥漫着气卑格弱、文辞浮靡而内容空洞的风气。面对时弊,欧阳修举起复古主义的大旗,力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致力于诗文革新。从根本上来讲,欧阳修的观念来源不能脱离他对《诗经》的研究。他在解诗过程中采用“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解诗方法,通过据文求义和考以人情的手段,试图理解《诗经》本身的意义。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治经方法在《诗经》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诗经》学研究原则、方法对其本人诗学理论的影响,体现出关联性。在诗歌功用的问题上,他力主复古,回归“诗言志”传统。这也是欧阳修的诗歌能够实现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原因。欧阳修树立韩愈为典范,以“道胜文至”的文道观为根本,将“道”分为“圣人之道”和“诞者之道”,认为道在现实、在人间百事之中。欧阳修重道而不废文,将文章作为阐述和发扬道的手段,强调文章要有真切实在的内容,从而散发出其光彩和魅力。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通过以文为诗的手法,使他的诗歌极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教化意义,从而引领了新的诗坛风气。欧阳修所提出的另一重要理论即“穷而后工”论,该论基于易学的君子圣人观和忧患意识,将政治上的失意与文学上的成就联系起来。在审美上,该论体现为对“穷者”的关注和对其创作的推赏,偏好其诗歌中的荒寒诗境,赞同“推敲”诗法。欧阳修本人也遭遇到政治打击,他的贬谪诗情韵深致、气脉悠长、语言平易,极具艺术感染力。在艺术领域,欧阳修提倡的“尚意”书风、对音乐的“古淡”审美和重神似的绘画理论体现出“尚意”的倾向和“言不尽意”的言意观。这与他在诗学上提出的“意新语工”的创作理想一脉相通,诗歌创作上则表现出多家并举的审美倾向和融多种特点于一身的风格面貌。欧阳修一方面通过文道观和诗言志实现了诗歌的政治功用,同时也通过“穷而后工”和“意新语工”的理论实现了诗歌的审美功用。他的“意”的概念贯穿于文艺理论,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从而实现了文艺领域的相互贯通。这不但使他成为了综合性的大家,更引领了北宋文化“技道并举”的时代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