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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平衡不仅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努力追求的政策目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阐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分析工具是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现实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不同组合，推动着学者们不断努力发展和完善总供求模型，以使其能够解释那些不同的“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并为管理层提供熨平波动的政策工具和建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的诞生，也促使了阐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平衡的分析工具——总需求总供给理论的建立。从萨缪尔森的45度线模型到希克斯的IS—LM模型，再到总需求曲线，作为总供求框架构件之一的总需求方程得到确定。然而作为总供求框架另一构件的总供给方程，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则是在一个叫做“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个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右上移动将导致产出的增长和物价水平的上升，而左下移动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就解释了“增长与通胀”关系中的两种组合形式:“产出增加，物价水平上升”和“产出下降，物价水平下降”。而这一理论结论的政策涵义则是: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政府当局可以调控总需求水平，以达到理想的“产出与通胀”平衡。即，或者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换取就业率的上升，进而增加产出，或者牺牲就业降低产出从而换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20世纪7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滞胀”现象。而这种“产出下降，物价水平上升”的第三种“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给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以致命的打击。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滞胀”组合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间的交替关系，因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总供给曲线也就不攻自破;从政策实践的层面上来说，“滞胀”组合使得基于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的需求管理政策陷入两难的尴尬。通过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预期变量，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打破了这种尴尬。根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滞胀”源于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而其移动的动力是“通胀预期”的形成，因而治理“滞胀”的关键就在于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于是作为货币主义领军人物的弗里德曼，主张以“单一货币规则”来增强政策的可信性和透明度，防止公众预期紊乱。 然而当时间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被称之为“中国之谜”的“增长型通缩”现象再次对总供求模型提出了挑战。“增长型通缩”是“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中的第四种组合形式:“产出上升，物价水平下降”。如1998、1999和2002年，中国的“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分别为:“7.8％，-0.8％”、“7.6％，-1.4％”和“9.1％，-0.8％”。并且在2009年这种“增长型通缩”现象再次发生:“8.7％，-0.7％”。因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经典的总供求模型进行理论扩展，使其能够阐释已有三种组合的同时还能够阐释“增长型通缩”这个两次发生于中国的第四种组合。 根据实证分析方法和经济学范式思想，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意识信念、现实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将会有重要差别，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构成“范式”的核心要件。因此，要建立能够真正阐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型，必须从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理论前提假设的差别入手。 就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以及本文研究的需要而言，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尤其美国之间的差别在于:第一，中国是一个以“储蓄支撑投资，以投资扩张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而美国则是一个以“金融市场发展支撑消费，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式是“模仿式”，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式则是“原发式”;第三，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元结构。这些理论前提上的差别，对总供求模型的影响体现在:在消费拉动增长模式下，可以忽略投资对总供给的影响，而在中国投资扩张拉动型增长模式下，不仅要考虑投资扩张的总需影响，还应该考虑到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在原发技术进步方式下，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因而不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对总供给产生影响。 中国投资扩张拉动型增长模式，源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基础。因而论文首先从国别比较的视角，以扩充了“个人私人偏好”和引入了“个人社会价值”的新经济人模型为基础，论证了儒家文化中的节俭传统和家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因素如何导致了国别层面上的储蓄率差异。 为了将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和劳动力结构改善对总供给的影响纳入到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之中，论文引入一个包含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变量的短期生产函数作为总供给方程的基础。在经过一系列数学处理之后，成功构建了“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总供求模型。 利用扩展后的模型，论文首先解释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模型发现了投资扩张过快导致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实证证据也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轮通货膨胀中，都伴随了投资扩张速度的大幅度增加。为了论证中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因素，结合中国的二元经济特征，论文也构建一个结构性模型予以说明。通过两个模型，论文发现一旦结构性因素与投资需求拉动因素叠加，则对应着中国历次通货膨胀水平的峰值。 由于扩展后的模型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右下移动的动力机制，因而为“增长通胀”关系中的第四种组合——“增长型通缩”提供了一个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下的解释。即正是由于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和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所导致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从而使得产出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在下降。随后的实证证据证实了这两种动力机制在中国两轮“增长型通缩”发生中的存在性。 对于理论界及政策层有关中国是否会发生“滞胀”的担忧，扩展后的模型表明，只要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机制和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特征的正向技术冲击，这两种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动力存在，“滞胀”就不会发生。而至于中国1989年的“滞胀”，则源于“价格闯关”所导致的公众强烈通胀预期的形成，以及特殊事件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为特征的逆向供给冲击。 由于投资扩张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重要的地位，因而要熨平经济波动，维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于一个较为理想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组合状念，关键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一方面以使得投资扩张的速度合理、规模适度，不至于扩张过快造成通胀压力，也不能急剧下滑而引发通缩担忧;另一方面使得投资的方向正确，结构合理，不能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因而宏观调控也在相应的两个层次上展开:发挥国家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调控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结构;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投资扩张的规模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