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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政治态度和中国形象呈现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在吐温青年时期,受到白人至上理论和美国文化自恋情结的影响,对中国人态度主要是歧视的,虽然伴有家长式的同情。在这一阶段,吐温在刻画中国人时加入了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整体上表现了中国人在心理,道德,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劣等之处。从1868年到1878年,随着吐温逐渐认识到种族歧视的谬误,同时出于对美国经济扩张和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考虑,吐温转而采取支持中国移民的态度,并要求给予他们与美国公民同等的合法权利。在这一阶段,吐温构建了一些正面形象,赞扬中国人的优点。首先,吐温认为温顺且友好的中国人,如果受到善意对待,会成为美国人的朋友。其次,勤劳,节俭且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能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柱。第三,吐温给予精明的中国人正面的评价,为了在艺术上补偿中国人受到白人恶棍迫害的现实,创造了阿新这一中国人形象,他成功地操纵了白人恶棍,恢复了社会正义。在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者的虚伪和残暴后,1900年吐温宣布自己转变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他不仅对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同时强烈谴责殖民者的罪行。在“黄祸”理论泛滥的历史背景下,吐温通过提出“野蛮”与“文明”二元论之间的逆转来驳斥这一对中国人的诽谤。然而,受到悲观主义的影响,吐温同时暗示中国人是“羊”,西方殖民者为“虎”;由于是上帝创造了他们,因而虎对羊的掠夺是天性使然,不存在责任,进而为西方殖民者的暴行进行了开脱。此外,吐温预测了另一个黄祸:即中国如果继续受到西方文明的腐化,终有一天会向西方殖民者复仇,独占亚洲市场,并且占领西方国家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