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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不仅是中共官方维护政治合法性避免危机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维护公共利益免受侵害的需要。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以“舆论监督”的新功能建构，突破了“喉舌论”单一功能的承当；并在反腐倡廉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倡廉报道”、作为官方警示教育的“反腐报道”、作为媒体自觉监督的“反腐报道”的三种新报道类型。“倡廉报道”和作为官方警示教育的“反腐报道”形成了中共官方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反腐败宣传的主要模式。而作为媒体自觉监督的“反腐报道”则主要是大众传媒主动揭露报道腐败，进而推动中共官方对于腐败的查处。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提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开启了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上的第一次突破：媒介权力可以不再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延伸，还可以是来自“群众”的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批评”力量；它动摇了“喉舌论”的关于新闻传媒的单一功能定位，也动摇了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关系，这一突破和动摇为此后的中国传媒实践开拓了新路，拓展了空间，并建构了当代中国媒介权力监督党(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但是，“舆论监督”的提出由于没有在理念上建构出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新的明确的结构关系，因而也就难以抗衡和阻止后来理念上回归结构关系的老路——即以“舆论导向”的提出对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进行规范调整。1996年“舆论导向”的规范，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舆论监督”的后期解读，以及媒介市场化的发展，促使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呈现出妥协多变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