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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司法二者本质上是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两种价值位阶的较量与平衡,美国著名法学家卡特曾说:“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笔者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传媒作为社会的“守望者”通过舆论监督针砭时弊制衡权力,司法作为正义的“独角兽”通过公正裁断惩恶扬善定纷止争,二者最终都是为了公平正义而存在,是社会的良心与底线,虽互有碰撞但终极价值取向统一,可谓殊途而同归。舆论监督对司法的作用应一分为二的看待,依据公众舆论对司法裁决的监督是否越界,着力于舆论监督“防卫性权利”的定位,集中对程序性而非实体性问题进行监督,而不应对案件的审判越俎代庖,将“防卫性权利”异化为“进攻性权利”甚至演化为“媒体审判”。公众舆论的良善监督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包括:可以提高裁决的透明度与公正性,更好地树立司法权威;扩大法律普及性,增强公众参与度,提高法律素养;有助于汲取民智,听取民声,促进法制的完备。而公众舆论的过度介入则容易形成“舆论审判”,一是影响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容易对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舆论监督的新力量,也为司法回应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的交互性与即时性,使千千万万民众从“受众”变为了“用户”,改变了信息单向度的传播模式;其海量性与共享性,消解了信息传播边界,扩大了言论自由的范围;其个体性与选择性,为监管和受众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论坛的兴起构建了人们反思审视公权力,探讨商谈公共事务的空间,打造了现代版的“公共领域”平台。真相经过反复验证浮出水面,真理通过不断辩论愈发明晰,民智依靠理性表达不断开化提升。网络协商带来了司法民主的新契机,网络反腐构成了对公权力滥用者的极大震慑。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从主体上观察,话语权逐渐占垄断地位的传统媒体过渡到了广大自媒体用户手中,“媒体审判”与大众“舆论审判”相融合的趋势愈发的明显。相比于传统媒体的“温顺驯良”,自媒体的“自说自话”“实话实说”让政府压力倍增。新媒体时代政府处在了舆论监督构筑的更为严密的大网中,这种“不易操控”的力量使得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放在台下的那些“潜规则”“暗合作”有了更高的风险成本,一旦被舆论曝光,既是政府公信力的垮台,亦是司法权威的陨落。从内容上分析,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个体权利的维护和对“权贵资本”引发社会不公的声讨上。这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开始为个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侵害而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转型期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普通民众对于分配格局不合理与利益格局固化的痛恨与无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政府应当正视这些舆论监督并通过良好的疏导将其变为深化改革,执政为民,赢取民心的不竭动力,司法机关应当划清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同时通过司法正义的制度流程分离出无聊、无谓的情绪表达,将理性、认真的建议意见吸纳融解。最后从目的上考量,舆情不再仅将目光锁定在个案的审理结果,对个案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有了更广泛深入的讨论与思考。新媒体的出现为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回应机制的构建带来了新契机,具体表现在:一是加速司法回应,强化舆论监督;二是有利于技术壁垒的消除,民众话语权的扩大,言论自由的延伸有利于化解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民主对话空间的形成从而推进民主协商;三是凭借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可以减少舆论与司法部门之间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从而增进彼此间的良性互动。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互动平衡机制探索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第一,保障新闻舆论自由,强化媒体自律管理。新闻媒体的生命在于揭露事实真相,而媒体的商业性与行政化倾向不仅使得新闻媒体缺少客观性、公信力、更会导致其社会责任的旁落,其承载的公共舆论价值大打折扣。新闻媒体如何实现行业自律、纯洁报道动机,在全社会引导文明对话、理性商谈的正能量、正风气是新闻媒体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第二,促进网络社区自律,拓展理性司法民主参与。保障新媒体的司法言论自由,主要应该依靠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和自律机制。如减少侮辱性言论,加强不实信息网络举报和辟谣,探索建立更为合理的网络环境管理机制,替代简单粗暴的删帖、封号与选择性执法等行政强制措施。真相经过反复验证浮出水面,真理通过不断辩论愈发明晰,民智依靠理性表达不断开化提升。网络论坛的兴起构建了人们反思审视公权力,探讨商谈公共事务的空间,打造了现代版的“公共领域”平台。新媒体集交互性、即时性、个体性、选择性与草根性于一体,有利于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个线上空间交换思想,启迪智慧,凝聚共识。第三,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期待与向往是舆论监督的不竭动力,而每一个司法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司法权威的最终来源。俗话说“打铁还靠自身硬”,独立审判排除舆论的干扰和其他力量的介入离不开法官坚定的法律信仰,离不开法官对于法律条文法律理念的深刻理解,离不开其合格的职业水准和业务能力,因此打造合格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传播法律信仰的关键一步。第四,重塑司法回应,完善司法回应机制。司法要提升回应性,各法院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应当围绕舆情关注案件的生效判决,做好解释工作,特别是对公众重大异议做出解释说明;法院要善于就重大疑难案件释法说理并考虑与媒体合作,主动出击争取占领舆论先机;可以考虑引入“特别陪审员”或者邀请特别庭审观察员旁听案件,特别是对有威望的民间意见领袖力量应该加以联合。英美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传媒界与司法界之间用良好合作代替排斥与冲突,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也对媒体的舆论监督呈现更为开放合作的姿态,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时常出现在访谈节目、演讲、论坛之中,阐述法律思想,与民众沟通交流,这种主动出击的姿态与潮流也应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