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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正式用工在相关制度和产业环境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组织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相对稳定的正式用工模式。在这其中，以三方雇佣关系为代表的劳务派遣，通过其外部规模性和范围性的潜在优势，更加显著地作用于特定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用工组织和相关劳动力群体，并对传统的二元雇佣和劳动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然而在另一方面，派遣用工的外部性和临时性制度特征也客观上造成了其在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制约了理论界对其研究的规范性和结论的一致性。
基于以上实践和研究背景，本文旨在通过对复杂事物及其现象的性质把握，探寻企业派遣用工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以判断其在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以及在组织衍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和表现形式。为此，本研究将分析单位确定在以用工方为代表的组织层次，明确了其在三方关系中的主导性作用；同时，选择从权变观的视角，全面、系统地审视组织对派遣用工的选择和实践过程，及其对正式用工的潜在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劳务派遣的一般性制度和资源构成，并对比分析了其与企业内部正式用工的现实差异，从而揭示出用工方为什么要对派遣用工进行必要的制度构型和资源整合。组织、职能和员工个人等层面上的竞争性关系，将潜在地影响到三方关系下的资源依赖和制度合理性程度，并相应地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对用工方而言，这将导致新的劳动关系矛盾，并可能束缚组织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在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对于派遣用工的两类选择动机，即表现为一定导向的战略选择，以及局部性、非系统性和阶段性的实践需要。其体现了组织的自主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派遣用工在用工方内部的组织化过程和专属性程度。企业对派遣用工的战略选择可能出于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考虑，并相应地存在着权变的并存和交替性关系；相对地，出于实践需要的派遣用工，大多反映了企业对于外部环境变化或组织内部调整的临时性举措。
本文所提出的派遣用工制度构型，需要建立在用工方的战略选择基础上，并在具体的配置模式下与正式用工的制度构型相互契合。在混合型配置下，派遣用工与正式用工可能从事着相近的工作岗位，存在着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工作关系，并体现出互补性和替代性的组织内部流动；两种用工模式的交互性明显，同时服务于相应的组织或系统目标。因此，用工方已有的制度构成和实践活动，将对派遣用工产生一定结构和程度的溢出效应，派遣员工的“外部人”身份随之弱化。
在独立型配置下，用工方可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派遣用工将独立承担与现有组织流程相并行或衔接的职能或业务构成，并独自构成了区别于正式用工的工作系统。在此条件下，“外部人”与“内部人”在组织内部将形成相互分割的制度体系，彼此间缺乏显著的技术相关性、任务整体性和相互流动性。相应地，正式用工制度构成和实践活动对这部分派遣员工的溢出效应十分有限，并更多地反映出排他性的制度构型特征。同时，派遣方的市场化制度构成将成为派遣用工在独立型配置下的主要制度构型内容；派遣员工的外部流动性显著，而组织化程度则相对有限。
在特定的配置模式和制度构型条件下，派遣员工和劳务派遣服务中所包含的相关资源构成，可能与用工方内部的相关资源构成产生一定规模、范围和稳定性的资源整合；其中将包含相互关联的资源匹配、互补和替代路径。资源匹配主要表现为派遣员工与相关组织和物质资源的整合，能够直接产生一定规模和范围的经济性产出。资源互补路径主要表现为派遣与正式员工在相关组织流程上的相互合作，能够有效调节或丰富产出结构。资源替代路径则主要表现为派遣员工对正式员工的置换、过滤或更新过程，能够在有限组织投入的基础上，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效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企业可能通过派遣用工来帮助其实现战略权变、制度重构和资源整合，并随之形成了外部雇佣的组织化过程，即所谓的派遣用工渗入模式。与此同时，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权变性因素将影响到派遣用工的渗入程度和导向；其中包括外部规制、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用工方的选择动机、制度构型和资源基础。在此基础上，派遣用工的渗入模式可能表现为相应的“强渗入”和“弱渗入”模式。
另外，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以案例分析作为实证研究方法，通过作者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案例来支持派遣用工的渗入模型。访谈法、观察法和信息搜集法的相互补充，使得作者能够从细节入手，全面、系统地探寻派遣用工在以A公司为代表的组织内部的权变性渗入过程；同时，也使得作者更加贴近于我国目前的实践背景，了解派遣用工在特定制度和产业环境中的发展现状。经过相关的描述性分析和归纳性总结，作者发现派遣用工在A公司内部表现出显著的强渗入模式特征，例如长期的混合型配置、明显的制度溢出，以及完整的资源整合过程。
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了派遣用工渗入模式的形成机理；其中包括宏观层面的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衍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战略权变、制度重构和资源整合。同时，作者还根据相关结论提出了一般性的研究建议，以及对于中国的现实启示。最后，作者对本研究中所存在的相关局限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