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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政局演变呈现出围绕着地域为中心的博弈状态,随着政权与地方州镇彼此实力的消长,最后形成的是生与死的较量。军事实力固然是其中的主导,然经济与财政的基础却成为彼此掌控局势的最终决定力量。
吴会地区是南朝经济的重心,自孙吴后期江南政权形成的吴会支持建康的经济运行模式为东晋南朝继承,然吴会的富足却不能改变建康的财政困境和社会士族层的贫困。财政的匮乏导致了建康政权与社会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促使建康加大了对扬州境内的赋税征收,这直接导致扬州境内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编户赤贫状况严重,乃至在外部原因的推动下,短时期内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而这又反作用于政权财政,使其保持在持续困顿的状态。另一方面,建康社会大量以居官为生的士族,此时遇到了生活的困境,俸禄的不稳定使其生存来源难以保证,贫困在建康士族社会中呈蔓延趋势,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态度。财政的危机与社会的危机交织,推动定都于此的南朝政权逐步走向衰弱。
与北朝的对峙决定了缘江与缘淮各州镇的存在,频繁的军事冲突使军镇财权自主成为必然,这也为其财政积累提供了便利。总体而言,军镇地区的经济开发及财政状况主要依赖都督个人政策,故其发展极不稳定且不具备连续性。正由于这种状况使都督在军镇的经济开发具备了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短时间内充实府库,地方收入在基层存在积累,为都督积聚物资力量提供了条件,使其军事力量得以维持乃至增强,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涌现出足以与政权相抗衡的一个或多个军镇,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拥军自重的军镇在财权独立的条件下,政权失去了对其稳定的掌控,南朝政局的演变趋势告诉我们,正是财权的下放导致统御力量的丧失,使南朝政局在混乱中重复上演一幕幕外镇入主取代建康政权的闹剧。
军事上的北重南轻、经济上的东重西轻,使政治上本已扬州独重的局势更加复杂。建康财政来源日趋孤立与军镇财政的相对自主同步。经济的地域性不平衡,建康财政依赖富足的吴会地区而匮乏,荆雍军镇仰仪湘赣地区而充实。建康政权衰弱后,地方性的离心直接推动军镇逐渐走向政权的对立面,推动着南朝政权的新旧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