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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人类刚摆脱蒙昧，文明的曙光初照天际的时候，城市就开始出现。随着文明的发展，城市成为文明的载体和温床。城市也逐渐成为人类生存、栖息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城市像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沃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奇迹不断在这里上演，正确的、错误的，积极的、消极的也不断在这里得到检验。 对城市行政管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发展与演变，是城市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长期在“城乡合治”体制下发展，城市、乡村纳入同一套国家皇权制度统辖之下，无论管理机构，管理法规、规程，管理人员，管理层级及管理职能等都无显著性差异。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发端于清末民初的城市自治，受到国外现代市政思想的巨大影响。“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是世界城市史所揭示的一个共同规律。其所以有城市行政建制的单立，就是因为社会事务管理中出现了城市和城市区域的特殊管理事项。对城市行政体制的分析和总结有利于更好地研究城市，更好地建设和管理城市。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缺乏深入基层的行政层级，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长期依赖乡绅集团的协助。在传统城市，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辖也是透过地主精英和绅商集团得以间接施行的。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近代百年中国经历了城市行政体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探索，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城市行政法规的建设等推动中国城市行政向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由于一直未能建设起统一、稳固的国家政权，近代中国城市行政体制的现代化探索零散、间断，终未能形成大势。然而，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迅速、平稳、成功地进驻城市、接管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重构城市政权，稳定城市秩序，建设起了一套崭新的现代化城市行政体制，成功巩固了新生国家政权，并迅速转入国家经济建设阶段，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立足国情和时代背景，新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与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体制建设之路，既完成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任务，又达到了对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的目的，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绩。当然，奇迹的缔造是有缘由的，没有记忆、没有遗产、没有历史，也就不能创造未来。重新审视建国初期中国城市行政体制的建设过程，分析其深刻的历史印记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城市行政体制的研究是一个涉及交叉学科和多理论的选题，它涉猎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领域，但由于政治学、历史学、行政学等学科各自关注重点的差异，造成了目前对城市行政体制的研究在建国初期这一时段的空档。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建国初期城市行政体制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本论文从城市史的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通过搜集和分析档案史料，系统研究和审视建国初期城市行政体制的发展和演变，揭示新中国城市行政体制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城市史领域的这一研究空白。 论文以建国初期的城市行政体制为研究对象，选取重庆为具体研究案例，研究范围包括城市政府的法律地位、管理权限、机构设置、人事制度、运行机制、决策机制及城市行政与城市政权其他要素之关系等问题。研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中展开，立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分析新中国建国初期城市行政体制在军事管制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及国家“一五”计划时期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同时，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论文进一步揭示了新中国迅速建立起适应现代化进程和国家发展的城市行政体制，得以巩固新政权，稳定城市秩序的深层缘由。当然，建国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城市行政体制也为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行政发展埋下了历史的诟病，论文也进一步反思了当今中国城市行政体制问题的历史根源，并探索了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作为研究前的准备，该部分归纳了中国现代城市行政管理思想的引入和发展情况，探讨了“行政管理体制”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论述了在历史学、政治学、行政学及管理学等学科交叉中关于中国城市行政体制的研究现状和前沿。基于对研究现状的把握，该部分进一步陈述了该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时空界限以及创新性进行了设计。 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一章。该部分着力探讨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行政体制建设的历史及时代背景。从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新中国的建设为中国近代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打开了新的局面，建国初期的城市行政体制建设不仅是稳固国家政权、恢复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城市行政体制建设既继承了近代城市现代化运动的历史成果，又充分吸收了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验，还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国际环境的特征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行政思想。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即第二、三、四章。由于建国初期国家政制发展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根据这一特征，城市行政体制的建设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此，论文该部分按时段分别研究了军事管制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行政体制。 军事管制时期虽然短暂，但是城市行政体制甚为特殊，城市军管会统一行使城市政权，集城市的军事、政治、行政管理于一身，集中完成城市的接收工作。该时期市政府在军管会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机构和职能设置均不完善，但已经开始在机构和人员配备上为军管体制结束后，正式开展工作做准备。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共同纲领》指导下，全国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陆续召开，选举产生了市政府，市政府成为了城市正式的行政机构。该时期的城市行政体制带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色彩，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权力。然而由于相关法规并没有赋予人民代表会议以立法权，所以市政府实际上集城市立法与行政权于一体，体现了明显的议行合一的制度特征。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城市行政体制已日趋完善。特别是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五四”宪法颁布之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城市行政体制正式建立起来。该时期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市政协、中国共产党市党委、市政府共同组成的城市政权结构中，市政府成为了独立的城市行政机构，宪政下城市行政体制逐步现形。 第四部分由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构成，该部分力图从建国初期城市行政体制本身的研究中抽离出来，一方面，探讨了该时期城市行政与城市政权其它要素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展开了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行政体制建设的评述。第五章总结和概括了建国初期在城市政权结构不断调整变化中，市政府地位和职能的演变路径，也分析了市政府与市人代会、市政协、市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在与前苏联和美国这两个特殊国家的对比之下，第六章分析了建国初期中国城市行政体制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审视了它给后来的中国城市行政体制建设所遗留的弊端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