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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略称《行记》）是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过程中用汉文（文言文）撰写的一部日记体文学著作，作为再现9世纪初唐朝社会风貌、风俗文化的珍贵文献，被誉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①。因其内容涉及中国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交通地理及中日关系等诸多方面而备受学界关注。其中，《行记》对所经过的城市、佛寺、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都有详细记录，这些材料不仅是研究圆仁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的重要补充文献。 然而，学界大都对唐代佛教、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交通地理、中日关系等方面颇为关注，而对其中所记载的中日文书却鲜有论及。因此，本文将《行记》所载中日文书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文本来对待，对其进行梳理、分类，并从体例、用语、词汇等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考察，进而将其与圆珍文书、敦煌文书②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加深人们对唐代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还原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类介绍《行记》所载文书共计52件文书，其中有状式文书27件，包括申状11件、乞赐物状2件、献物状2件、起居状9件、谢状5件;施舍疏3件;帖式文书6件;牒式文书15件;敕1件。另外，在这52件文书中，有13件系唐行政机构公文或唐人所作文书;其余39件均系圆仁所作与官府间往来的公文及与一些官员、高僧问候致谢的书状，而且在圆仁所作文书中，又以私文书居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圆仁在唐期间的人际往来情况及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其求法巡礼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分析考察文书中的称谓用语和署名，对其在不同文书中使用不同的称谓用语和署名的原因进行考证分析。称谓用语方面，圆仁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称谓，并且这些称谓用语仅出现在圆仁与官员、僧人间往来的私文书中，而与官方往来的官文书中却未出现。署名方面，随着在唐滞留时日的增加，圆仁对唐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同时人际关系也得到了广泛的拓展，文书中的署名较之入唐初期也变得更为简单随意。尤其是其中仅具“求法僧圆仁”而未署国名的文书，对鉴别最新发现的河南登封法王寺的圆仁石刻的真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行记》所载文书中出现的部分疑难词汇与书札用语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对前人研究中不够准确的地方进行补充，并找出相关史料加以证明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圆仁在文书中所用的“动止万福”、“仁造”等书札用语，大都能够在敦煌文书中找到相关用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圆仁对唐文化的习得水平及接受程度。除此之外，由于其僧人的身份，圆仁在文书中也使用了颇多诸如“香积”、“空饭”等佛教用语，文中对相关词汇均进行了深入的考释。这不仅有助于对文书内容的准确理解，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与了解。 第四部分将圆仁文书与圆珍文书、敦煌文书中的同类文书从形式、内容、用语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圆仁与圆珍同为日本僧人，所作同类型的文书基本相似，但同时也存在细微的区别，尤其是在用辞方面，与圆珍相比，圆仁文书用辞更为谦卑和恭敬，这与两者在唐期间的身份及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圆仁文书与敦煌文书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也略有不同。这主要体现在谢状之类的私文书中，圆仁在文书末尾具受文人，而敦煌文书与圆珍文书的同类文书中却未具受文人，这也与圆仁在唐期间的非法滞留者身份及其个人对文书性质的界定有关。当然，圆仁文书与敦煌文书的大同小异，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之繁盛、唐文化在古代东亚世界的向心力。 本文仅从《行记》所载文书出发，对其中的文书进行分类梳理，并对相关疑难词汇进行考释，使用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对相关文献的考证梳理，将圆仁文书与圆珍文书、敦煌文书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了唐代文书对日本乃至东亚各国文书的影响，证实了唐代文书在古代东亚世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呈现了当时中日两国乃至古代东亚诸国间文化交流的盛况，证实了古代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文化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