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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夏期间的一场“非典”给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而“新闻发言人制度”理论研究的兴起也始于2003年。本论文即在传播学的视野中，通过对2003-2005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状况的研究，试图指出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目前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时间尚短，成果也有限，且都是一些基础性的论证该研究领域成立的草创之作。本论文并不侧重于学理性辨析，而密切联系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过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本文章中选取了三个论题:2004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调查研究，新闻发布与政府公共危机传播，新闻发布会的媒介表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中，作者采取务实态度来追踪其操作层面的问题，借助于扎实的数据调查统计和细致的话语文本分析，勾勒出2003-2005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总体轮廓。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实做出评估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这对于从事新闻发布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人都将会有所助益。 本文论述的三个主题是相互独立的特殊文本，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三个主题间又共享着一些重要的核心观念，这也是该论文最具价值的地方。第一，针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这类实践性强的课题，密切关注制度的发展状态，解决实际问题，设计未来图景是理论界的当务之急，与此相比，缜密细致的理论构架却是可以放到稍后来完成。实际上，也只有在实际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后，才能使理论更具说服力和放射出理性的光辉。本论文就力避空泛的理论说教，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着眼，依靠大量的数据、文本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故而提出的建议与思考也更能切中时弊。第二，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环节，政府及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及记者的关系又是本文新闻发布会研究的重点。借助博弈理论，文章中分别设定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三种言语策略:积极、中性和消极策略，并设计出九种提问—回答模式。通过这种话语分析，发现了目前我国新闻发布会中存在的一些“潜规则”，因为其隐蔽性和习以为常，反而不易看清其本质。虽然根据博弈理论来论述新闻发言人与记者关系的论文已有数篇，但有理有据的论证据本人看还仅此一家。第三，虽然本文的三个主题不可能涵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所有研究，但笔者提出一种途径，尝试着为该研究领域设置疆界，构建宏观框架 相对于错综复杂的新闻发布实践工作，本文的考察仅是一次粗浅的尝试，难免挂一漏万，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