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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翟理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终其一生，翟理斯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他翻译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笔者通过研究发现，翟译《聊斋志异》与原文存在一些偏离原文之处，这些偏离不乏误解和错译，但更多则源于译者对原文文化因素的规避。翟理斯在翻译《聊斋志异》之前，已来华十三年。他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熟悉西方读者，加之自身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使他意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在译文中刻意避免此类差异，力求使译文通顺、流畅、适合西方读者。他这种对原文文化的规避体现了他的跨文化自觉。因此，本文拟从跨文化自觉的角度出发，针对翟译中的简译、改译和漏译情况分层面展开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翟译这种体现译者跨文化自觉的翻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原文文化，但却易于为普通译文读者所接受，在文化传播初期对跨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聊斋志异》及其英译、翟理斯其人及其译作，重点分析了翟译《聊斋志异》的特色以及成因。第二部分对跨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简译(simplification)、改译(alteration)和脱译(omission)三个角度，分三个层面，即词汇层面、句子层面和篇章层面系统分析了翟译《聊斋志异》中的跨文化自觉现象。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笔者指出，体现译者跨文化自觉的翻译易于为普通译文读者所接受，在文化传播初期对跨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