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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树立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典型。这些政治典型在刚被树立起来之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在我国的社会变迁历程中，各类政治典型的效应呈现出了不同的变迁轨迹。有些政治典型的效应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有些政治典型的效应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对于其效应是否弱化应当具体分析。出于对引起政治典型效应变迁原因的思考，本文的研究目标为在分析我国当代政治典型效应变迁过程的基础上探索其背后的原因。 本文选取了计划体制时期我国在农业领域里所树立的一个集体型政治典型红旗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了红旗渠效应变迁的过程。根据红旗渠效应变迁的特点，本文将其效应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计划体制时期（1960年-1978年），红旗渠由于在我国水利建设中的突出表现而被权威机构和媒体所关注，继而被树立为政治典型。受其政治典型地位的影响，红旗渠发挥出了显著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第二阶段为市场化初期（1979年-1989年），红旗渠政治典型地位下降，政治效应弱化。而其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在实践中延续下来。第三阶段为市场化后期（1990年—），红旗渠的政治效应重新显现，受其影响，红旗渠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得到扩张。 经过对红旗渠的效应变迁过程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发现引起红旗渠效应变迁的根本原因为政治典型的内在属性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关联互动。红旗渠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之所以在市场化初期表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是因为红旗渠的政治属性与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从而导致其政治效应式微。而红旗渠的经济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在其政治效应式微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维持红旗渠自身的运转及其社会意义的延展，并为红旗渠再次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实现政治典型效应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这也是红旗渠的效应实现变迁的内部原因。虽然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相对稳定，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的内容看法基本一致。红旗渠所象征的社会道德意义符合国家对社会道德的期待，当平衡物质建设和道德建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之时，国家在树立政治典型时倾向于从过去的政治典型身上寻找资源，这为红旗渠效应的变迁提供了外部契机。为探讨上述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本文将红旗渠与另外两个政治典型大寨和小岗进行了比较。 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对当代中国政治典型的效应变迁进行了反思，并对我国政府树立政治典型行为的未来关切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