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索伦·阿比·克尔凯郭尔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丹麦的著名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 他的思想主线贯穿着对“存在”、“生存”的热切关注，反对“体系主义者与客观的哲学家”(systematists and objective philophers)而以“主观的思想家”(subjective thinker)为存在哲学开辟了道路。他把存在看作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展现为“单独的个体”(single individual):这是其哲学与宗教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也是其一生寻求“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观念”的根本所在。“单独的个体”即为人的真正存在，真正的哲学在于研究个体的生存及其基本情态，并神秘地通过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达到对上帝的体认;真理寓于主观性之中，客观性是对人的生存的背离;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反对群体的盲从倾向。由主观的真理与信仰，达到“生存着的个体”(the existing individual)，这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路径。 克尔凯郭尔反对西方传统中体系的或思辨的哲学，认为它们把普遍和理性作为通向实体(Reality)的道路，强调把不带感情色彩的客体作为达到终极真理的基础，使得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主体，最后是背离了自身，他断言思辨哲学从未能给出关于实体的知识。克尔凯郭尔意在抹除任何一点客观性痕迹，而充分肯定主观反思（主观性）对于实存的意义。克尔凯郭尔对“生存着的个人”的强调同时是对当时时代“平均化”倾向的批判。 克尔凯郭尔的核心观念便由此产生:主观性(subjectivity)、内在性(inwardness)、单独的个体(single individual)、生存着的个人(existingindividual)、自我(self)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范畴便是最集中的表达。但到底人是什么，个体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克尔凯郭尔的回答是:人是精神，精神就是自我，自我是一个使它自身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总之，“人是无限和永恒、暂存和永久，自由和必然的综合，简言之，是一个综合。而综合是两个因素之间的一种关系。” 克尔凯郭尔关注的“精神”的情感、意志内涵注定了其“单独个体”广泛意义上的非理性，就是个体对自我生存的主观心理体验的具体展开状态，为孤独、焦虑、忧郁、恐惧、绝望、激情等情绪所浸透与包围，这些本己的情绪与体验即单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构成个体最真实的存在，也是其存在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克尔凯郭尔认为，恐惧(Angest)是“单独个体”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恐惧不同于畏惧、害怕。后者是有明确的对象的，而恐惧不是某种确定的外在威胁引起的害怕，是一种内在的强烈情感。它或者是绵绵不绝的苦闷，或者是突发而可怕的情绪，人无法预防或逃脱它，这是一种在无法描述的深奥莫测的神秘情感前的战战兢兢的状态。 绝望是精神（自我）的一种疾病，然而“绝望是精神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必具的条件，绝望与人身上的永恒的东西相关联。”克氏具体描述了两种真正的绝望的形式，一是“不愿意是他自己的自我，愿意摆脱自我的绝望”，二是“绝望地想成为自身”。 克尔凯郭尔认为，生活道路的三个阶段（审美、伦理、宗教）在程度上是有差异的，它们不是合逻辑的发展过程，不是指每一个人都必须人审美阶段到伦理阶段，然后进入宗教阶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接，弃绝某一种生活方式而择取别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是主观的、突发的、是个体的独立判断，是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选择和决定的。 克尔凯郭尔的真理观是建立在对传统真理认识的双重批判上的。克尔凯郭尔批判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的一致只是“一种抽象自我同一”，是在完全抽象的意义上的一种重复。克尔凯郭尔所谓的真理通常是指“永恒的真理”，它“本质上从属于生存而与生存着的个人有着本质的联系”，也“唯有伦理的和伦理一宗教的认识才与认识者的生存有着本质的关系”。这是关于生存的真理，只能由上帝、由个人的信仰来体现，或者直接说:“真理的定义是信仰的对应的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是其基本的观点。这种现实性至少包含着社会性、能动创造性、具体历史性。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念（主要是“单独的个体”与“现实的个人”两种观念）的基础上，将试图就其间的差异及可能的交叉点作一个比较，以期更为全面客观地透视“个人”的内涵，从而审视以克尔凯郭尔为先躯的存在哲学的借鉴意义及其理论缺陷，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的真理性和完整性，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抗议是共同的: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变为物的奴役;他们的思想目标是一致的;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得到实现的关怀。然而，即使是批判的对象和理论关注的接近，两者批判转向和出发的不同决定了两种哲学的不同性质和走向。马克思主义拒斥人的抽象性及把人看作纯粹自我的倾向，把个人属性规定为具体的现实的社会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抽象的转向社会的、实践着的现实的人，以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核心是劳动）来阐明人的起源和发展，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和物质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人所作的各种抽象，从而科学地奠定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基点。 克尔凯郭尔的转向则不同，他排拒客观思维的普遍，企图矫正那个时代忽略人的个性的倾向，突出个体生存的独特性，强调个体内心主观的生存体验和存在状态，而不是象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改造世界”从而实现自身的实践活动。 克尔凯郭尔批评了当时已经显露出来的忽略人的差异和压制个人个性的倾向，可以说是一种人性异化的事实。在他看来，人的异化是时代的特殊精神病，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变形。异化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社会的“大众化”、“世俗化”，在于个性的丧失，在于抽象思维的统治力量对人的压制，这种思维不了解任何具体的人的特点和差别以及生存的思虑和感受。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基本表现在两个领域;意识领域和外部世界，观念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前者即指宗教的异化本身，后者指经济的异化。人的异化包括作为主体的人与他生产的产品发生异化、人同他自身发生异化，人同他人发生异化等几个方面，或者说，异化意指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人。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结构本身，用社会关系的变形来解释人们内心精神道德生活变形。个性分裂、人与人关系的变态，人的劳动的强迫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生活的基本特性。 克尔凯郭尔的“个体”思想基本上是生存意义上与宗教意义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则是“社会中的个人”与“现世的人”。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理论角度在欧洲的不同角落进行着对于人、对于人类、对于世界、对于存在的属于自己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源于他们对革命实践活动的热忱和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关注，克尔凯郭尔则完无全从其封闭的主观的生存体验出发考虑人的存在问题。 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自己关于人的观念。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虽然不乏某些批判的因素，但由于其理论视角的限制，终究没有走出西方传统哲学人论的困境;唯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才在指导人类进行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显其独有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