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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几次大的理论争鸣，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实质上仍然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比如，以第二国际为例，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变化的时代面前丧失了生命力，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遂提出了以“适应论”与“和平长入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列宁、卢森堡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坚持本真精神的前提下，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添新的内容，于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创立了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不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先例，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深发展。除此之外，每逢重大历史时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争执，也是不同马克思主义观之间交锋的另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观是客观存在的理论现象。 中国共产党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得以形成、发展、深化和拓新。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共的思想史还是实践史，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不可绕开的一环。缺失了对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分析，对中共的认识就不完整、不真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非自发产生，而是经由了第三国尤其是俄国转道而来，这就增加了中共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难度。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一些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得以产生也在情理之中。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观正是在正错交织的反复斗争中，才逐步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本文力图全面地展现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若干经验性的总结。 中共马克思主义观发展历程的明显特点，就是以若干具有“基因突变”的事件为分水岭而划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这是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与初步运用，与不成熟相伴随的是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歧见争执。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特点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第二阶段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由于党内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严重影响，中共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遭受了坎坷，历经延安整风直至中共七大才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特点就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点与线”的斗争。第三阶段从中共七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33年的时间里，中共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创新，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全正确的理解，还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认识与运用，曲折与重挫构成这一阶段的主色调。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遭受重挫，都“延伸”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准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鉴戒。第四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活跃和创新是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既表现在“问题域”上也表现在对“结合”问题的新认识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规律学”的发展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未结束，是任重而道远，光荣而神圣。 综合以上分析，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期间既有欢愉的收获也有痛苦的探索，既有快速的发展也有曲折的迂回，这个“痛并快乐着”的理论创造过程，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共思想史和中共实践史，从中可以得出中共探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第一，根基性经验:实事求是地对待“契合”、“结合”和“切合”的问题。这是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经验。第二，思想战线经验: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三，群众路线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和掌握群众，是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活水之源。第四，时代经验:立足中国本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必将随着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健康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营养和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