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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发生了僵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禁锢。所以,我们今天的哲学任务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反对僵化,一个是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解读。可是困难在于,我们发现了僵化、教条的问题,却不能够确认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将矛头指向原来的传统解读范式,认为它“本质上”造成了僵化的发生,然而在这个传统内部,人们依然能够对其进行反僵化的“改良”式的规避,使它并不表现为“逻辑上”地可“证伪”。另外,新的解读从各自的视角去反思马克思哲学的生存环境、发展状况,为解除长期的被遮蔽状态而进行多方位的“切入”的同时,却由此造成了新的理解差异,使马克思哲学解读由原来的“独语”困境演变成今天众人参与其中的“多语”困境。于是,这两个层面的任务使我们陷入了纠缠不清的无限争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解读各方都没有领会对方的自洽合理性,对“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应该反思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否被我们无歧义地向对方说出?”即采取“语义上行”思考原则,暂时悬置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内核”以及真理性的讨论,而去谈论哲学概念、概念框架乃至话语系统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当下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参考。
哲学上的概念与日常语言中的语词有着许多相似相关性,比如语词构成语句以表达思想,概念构成命题表达思想。概念可以看作是在哲学领域里的“语词”,因此,语词与语句的辩证关系,对于理解哲学中概念与命题之间的关系有着极重要的借鉴意义。另外,哲学的概念还有着语词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它关系到哲学创作与哲学解读的复杂性。近现代历史上对概念的思考,有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一位是黑格尔,另一位是德勒兹。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就是概念的自我演变和自我实现,是一场概念的“独角戏”。一切蕴含在概念之内,从低级到高级,逐步从“内在”兑现为“外部现实”。概念是一种所谓的“单线程发展”,“谱系式”的生存,代表了一种传统“纵向性”的思维方式。黑格尔以概念自我运动的形式去展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是近代“科学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的产物。与此相反,德勒兹认为哲学必须逃脱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否弃“同一”,而要承认“差异”。与“纵向性”思维方式相对立,他提出了一种“横向性”思维方式。哲学的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承载着哲学家个人的创造力,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一个“振动”中心,一切都在“共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是生成着的,没有固定的指向。德勒兹对概念的哲学理解,对于今天马克思哲学解读有着更深刻的现实合理性,它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结点”的封闭自恰,为在新的视角审视解读提供了条件。
哲学的概念彼此之间进行联系,在一个概念网络中使自身依次得以理解,这就形成了概念框架。瓦托夫斯基提出的概念框架理论是黑格尔的概念的思想延续,在他那里,概念以自身的确定含义保证了概念框架的构建,而概念框架则保证了其内部思维和推理彼此联系,保持了思想的一贯性。这种概念框架意识,由于它最初来自于“科学的时代”,因此也只适用于科学领域,而不能“僭越”地解决我们马克思哲学解读的论争问题。
与此相反,德勒兹式的概念就呈现出新的概念框架的意义。由于这种概念的内涵是“振荡”的,因此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结就不是单义的,也就是说,同一组概念构成的同一组命题将呈现出“歧义性”。这样一来,哲学中的思想不是概念到命题的直接实现,而是经由不同的概念框架作为隐性中间环节间接地实现的。概念框架不是在某一范式内部的科学活动保持其思想连贯性的建构,而是在哲学活动中澄清思想歧义性的一种逻辑保证。
这种概念框架意识,是反思哲学解读的一种“语义上行”的意识,因此,它的许多特征都是与语言哲学相关的,并进一步显现更为复杂的嵌套。总结起来,哲学中的概念框架主要有如下几种特性——任意性、生成性、建构性、整体性以及隐蔽性。概念框架的任意性除了指哲学概念的施指和所指联系任意性之外,还在于概念自身的内涵振荡是宏观任意的,概念与概念的“内涵位点”结合形成某种概念框架是宏观任意的。生成性是指,由于概念在被创造和演绎的过程是人为地实现的,因此概念在组合成各种概念框架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创造和演绎的过程,是由哲学家或者哲学家共同体参与完成的。建构性是指,一旦哲学的概念框架形成了,它自然呈现出新的哲学思想或者新的哲学解读,从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到新的思想解读,其间充满了逻辑学理上的顺应性。整体性是指在概念框架内部的各个独立概念之间,交织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可自我修复的网络；在概念框架构建下的哲学思想以及哲学解读内部,各种思想的观点、理论原则也交织着成这样的韧性网络。隐蔽性是相对于概念框架所联结的两极——概念和命题而言的,后者是“显性”的,由于显性的外表不能体现概念内部的内涵切换,反而造成了理解的歧义,概念框架的隐蔽性显示出哲学理解的复杂性。
在了解了哲学的概念框架的意义以及特点之后,本文选取了三类典型的哲学概念(群),“哲学-科学”“唯物主义”和“本体论”,分别对其进行概念框架的考察。在这样的考察中,本文试图展现由于人们对概念的内涵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概念“振荡”,并且这种“振荡”造成了人们的概念框架立场的差异,对以上诸种概念所构成的命题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我们首先反思的是“哲学-科学”,它是一对概念联合体,由哲学思想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哲学”和“科学”构成。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基于词源学的意义以及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加以考察,试图从中发现明确的趋势。本文认为,无论何种方式的考察都难免遇到学理上的困境,或者说这并不可以仅仅从纯粹的学理发掘二者的真实关系。“哲学是科学”,抑或“哲学不是科学”,都有不同的理解含义,而且更复杂的是,基于不同的含义上的理解,人们仍各自掌握着“表示认可”或“予以辩驳”的合理性。并且这种考察是针对“哲学是不是科学”的“求真”意义上来进行的,“是”不能推导出“应该”,所以我们还应该从“求善”的意义上进行把握。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大讨论,其实是与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先后造成了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态度,第一次是科学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哲学却由于思辨之风盛行带来消极的影响,科学不承认哲学；第二次是科学的发展使它极力在思想的各个领域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过度地扩张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这两次“变动”使人们分别形成了对“哲学”“科学”的不同概念理解,即理解的内涵“振荡”。马克思哲学解读在“哲学-科学”问题域上表现出非常大的争议,原因也正在于此。马克思哲学解读的僵化问题,与“马克思哲学是不是科学”形成了一种命题勾连。而如我们展示的,对后者的确认使解读陷入了无尽的倒退“辩正”之中。
其次反思的是“唯物主义”。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唯物主义”的词眼“物质”观念的问题；其二是由于“物”引申出“心”这个内在对应概念,构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问题；其三是“唯物主义”的自我对照,即唯物主义的具体形态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创建及其解读,就是在唯“物”的基础上,先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后又是在论争“是在何种唯物主义中实现自身”的。当马克思哲学解读发生僵化的时候,反僵化的努力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分别展开反思的。对“物质”概念嬗变的重新考察,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原解读范式的朴素见解,指出在历史的初始阶段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物质观念,而“物质”是在漫长的思想史上逐渐生成的。这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史考察,而可以认为是德勒兹式的考察,既是“客观地”展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状态,又是“主观地”对旧有概念内涵实现了一种“振荡”。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界标准进行消解,也是对原马克思哲学解读范式的一种疏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究其根源,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话语构建。然而问题也正出于这种话语构建,因为它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得以呈现的逻辑架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内在于其中的,所以只有在划界标准被过度突显时,疏离才具有合理性,并且疏离只是作为一种制衡机制而存在,不能实现逻辑的完全消解。于是,这就使新解读工作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的具体形态”方面发展。由于传统解读认为马克思哲学是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而发展的,因此反思费尔巴哈并对其进行定位、确认成为论争的逻辑开端,以此来提出对马克思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定位,但由于人们的理解差异,这一领域内的反思仍然显现出概念框架间的无意识论争纠葛。
最后,我们对“本体论”进行概念框架考察。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一直不断地思考着本体的问题,但今天我们考察的“本体论”概念及其“历史”,常常是在“现代意义”上进行思考的。海德格尔以“在者之在”对本体论哲学进行了重构,这不但标志着新旧本体论哲学的变革,其实还是他对“本体论”概念“选择”、对内涵的重新“振荡”的结果。由于现代本体论哲学的诞生,使本体论有了“前现代史”和“全史”的区分。马克思哲学的传统解读以及相当一部分新解读模式,一定意义上还停留在本体论的“前现代史”理解定位上,他们视本体论为一种旧式的思维方式,因而主张予以否弃。而对于后者,由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有着现实关怀的深刻思想,马克思哲学与它有着许多的相融通之处,因而今天相当一部分的哲学解读也对“本体论革命”保持着非常的亲和关系。
问题在于这两种对本体论的理解态度,使马克思哲学解读形成了两种概念框架,它们各自在概念框架内形成了理解的自洽性,因而不能够看到对方的合理性。奎因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其真实意蕴在于承认不同话语系统的各自合理性,然而在马克思哲学解读过程中,这一理念被简单地套用,成为“本体论话语”合理性的理论依据,更加造成新旧解读话语系统的隔阂,这是与本体论承诺的原初意义相悖的。更为复杂的是,在支持“马克思哲学是(有)一种本体论”的解读共同体内部,由于对“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本体论”的问题难以达成一致,人们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确证纠葛。在这种论争中,马克思哲学又成为了被认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二阶的“自然物”,使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再次变成“本质主义”的“争夺”。
以上我们通过对“哲学-科学”“唯物主义”和“本体论”的概念框架考察,多次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即由于人们对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引起了对某些命题判断的不同态度。但是这些对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命题的认同态度,仍还是在相对独立的范围内呈现出来的。而就马克思哲学解读而言,其复杂情况远不仅仅如此,在这个解读过程中,所有的概念框架其实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在原来的各类概念框架内的复杂论争,不但全部被内在的“裹挟”进来,而且还在诸类概念框架之间,形成了更加高级、复杂的“穿梭”型的解读论争状况。在新的概念框架穿梭中,马克思哲学解读的各种观点开始在其他的概念框架上发掘“证据链”,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自身呈现自洽的严密性。但是,由于跨概念框架的解读依然是一种“封闭的自洽”,因此这种解读可能在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形成难以撼动的“教条”。事实上在传统的解读范式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教条。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诸多新解读中,由于它们刻意地与原范式保持疏离,一定意义上也形成了新的解读教条。
在解析了概念框架与马克思哲学解读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无视概念框架的存在的情况下,各种对立的解读观点不但不能在对话中达成一致,反而会在“批判”与“指责”中进行“自我修复”和“自我申辩”,造成对话的封闭。这种“此路不通”的尴尬局面促使我们反思这场论争,让我们回到一个被忽视的前提追问,那就是,现在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比传统解读更加真切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么?事实并非如此,最初的反僵化与新解读都是针对传统解读范式的“本质”,而忽略了非本质的外在因素——“时间”。这种原初的“误判”造成了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新解读无法有效地消解旧范式,一方面也不能保证自身在确立为主流范式之后对僵化的绝对免疫。围绕“本质”展开无休止的批判与反批判、辩解与反辩解论战。有鉴于此,在哲学思想解读的行动中,我们就需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概念框架意识,概念框架不承认“概念框架之外”的“本质”,只有深刻面对这一思想现实,在这种高度上才能实现对概念框架限制的积极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