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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它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学者都曾经对宗族这一问题以及宗族相关的问题做过相应的研究，但是古代学者的宗族宗法研究多关心宗法礼制问题，并未真正研究民间宗族形态结构及功能等族群问题。民国以来，随着西方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的人文学科以及方法的引入，使得中国学界受西方宗族、家庭理论影响日益深刻，中国即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宗族研究。 近代历史学界对宗族问题的关注始于吕思勉，他第一个对中国宗族制度进行了通贯的研究，并对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宗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吕思勉对宗族史的研究突破前人研究的视角，把宗族放在社会整体背景之下进行宏观把握，其研究又建立在其深厚的国学功力及对史料谙熟的基础上，其对宗族史的分期研究及其宗族史宏观分析的构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宗族史研究。陶希圣的宗族史研究则具有更多的理论模式贡献，他较为自觉地运用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研究宗族。他对家族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没落的发展轨迹做了把握与具体的分期。陶希圣试图把宗族制度放在社会的整体背景之下，从生产交换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潮流等多方面多角度对宗族制度进行研究，从中寻出其发展的路径及规律。 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重视证据，摒弃主观成见，以一种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每一种学术，都不能离开它的根基以及它的成长环境，都必须从以往的成果中汲取营养，从其成长的环境中吸收有用的方法，其学术成果无论是对传统的超越还是重新认知，都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中国近代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学人本身的知识传统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宗族史的研究正是在近代史学理念与方法大变革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如何使宗族研究本土化，在宗族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学者能够确立一种基于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开放型的研究理论方法，成为了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最根本的任务。本文拟以吕思勉和陶希圣的宗族研究为个案研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宗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