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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政治神学为视角解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并试图勾勒出一个“政治神学家”黑格尔的形象。这样一个视角的选取与黑格尔体系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有关。首先，黑格尔哲学体系具有“科学性”，它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对于智慧永无止境的爱与追求，而是达到追求的“果实”，因而已经成了无可置疑的、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其次，黑格尔哲学体系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它以能够自我实现与自我认知的、充满神性的“精神”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第三，黑格尔反对将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私人的技艺或活动，而是要求哲学为国家服务，换言之，他要求哲学必须具有政治性。权威性、神学色彩与政治性这三大特征构成了本文视角选择的理由。
“哲学应当为国家服务”这个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国家”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他的《哲学全书》的《精神哲学》中，国家只是“客观精神”部分的内容，然而在它之上的“绝对精神”却是反过来为国家在更高层次上提供的某种合法性证明。与之类似的还有《法哲学原理》，在文本的末尾，法哲学论述的国家进入到了历史哲学层次，但是历史哲学同样也只是反过来再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论证。
法哲学所呈现的国家被黑格尔称为“伦理国家”，而“伦理”二字就体现了：一、它与古希腊城邦伦理实体的亲缘性，在黑格尔论述过的所有共同体中，唯有法哲学中的国家与古希腊城邦共享了“伦理”这个定语；二、现象学与法哲学的内在联系，现象学以个体、共同体以及上帝的视野逐步展示了伦理实体在组织形态与实践上的典范性以及在宗教或政治神学基础上的不足，并且为伦理实体提供了一套合格的政治神学从而为之弥补上了这个不足，但是没有呈现出一个完全合理的伦理共同体。就此而言，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精神现象学》中包含了一个“纯粹的”政治神学，而《法哲学原理》则又为这个纯粹的政治神学补足了“现实”的内容。
这个“现实”之所以必须加上引号，是由于一方面它与改革后的普鲁士有极大相关，但是无论相关程度如何，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鲁士，因此它应当是对现实的理想化形态；另一方面，这个应当是理想形态的国家仅就其本身而言就不完美，在其中并没有达成“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双方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因此，这个国家作为上帝的显现也仍然还是一个理想性与非理想性兼有的合体。法哲学为精神现象学所提供的现实依托仍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应然”，因此两者共同构成的仍然是一套带有“高贵谎言”色彩的政治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