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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财务行为，其效果效率影响着企业的成长，然而投资效率低下已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并甚至影响到整体经济发展状况。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历程中长久以来的重要参与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发挥了其活力与创新精神，在承担必要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同时发挥了集聚闲散资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等重要作用。投资作为民营企业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效率直接影响民营企业业绩，一旦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将极大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影响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该有的作用。故结合以上两点，本文选择将研究的落脚点置于民营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共五章内容，具体为: 第一章为导论，旨在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与方法等，也对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本章先阐述了银企关系、政治关联的含义，接着分别综述了银企关系和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简单回顾了这两种关系内部可能的相互作用。总结文献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两种关系对民营企业投资不足、过度投资两方面的影响同时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少，并且甚少有文献研究两种关系同时存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而此正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首先，本章简要介绍了财务管理环境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及投资效率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分析民营企业外部制度与金融环境及内部发展需求两方面内容后，文章挖掘了以关系型资源为出发点研究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新视角:因为中国现有体制环境体现出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受政策歧视尤其是受信贷歧视等特征，在这种背景下，银企关系、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水平，而对比来看，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具有“天然”的联系，其所受影响远不如民营企业那样显著。故本文着重分析民营企业在寻求并拥有银企关系、政治关联等社会资本后，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进而提出假设。具体为: (1)银企关系在抑制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上将发挥显著作用。民营企业寻求建立银企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融资便利性，当筹资需求满足时才能更有效地安排企业投资。当企业得到必要的银行贷款，获得投资所需必要现金流，则可有效解决投资不足问题。银企关系建立后，在过度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是:债务约束作用本身即可减少企业的盲目投资行为，而银行与企业间建立亲密关系后，相当于将资本市场监督引入企业内部，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 (2)政治关联可以有效抑制投资不足，但同时带来过度投资。在抑制民营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当民营企业高管具备一定政治背景后，可能获得更多的贷款优惠、更加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更加长久的贷款期限（王勃勃，2013），由此缓解投资不足;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市场上资源并非完全均衡配置，而政治关联能给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创造可能，增加企业的投资机会。从过度投资角度来看，当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后，可能会因为政治家们的政绩要求以及更重的社会责任，进行非必要的投资，还有可能因为政治关联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Ahmed，2004），降低独立审计需求等(Wang et a1.，2005)，进而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 (3)两者同时作用时可以有效解决投资不足问题，但不能抑制过度投资。当民营企业同时建立银企关系与政治关联，等同于给抑制企业投资不足加上了双保险。政治关联这一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作用路径是通过政府官员造成对当地国有银行的压力，促使银行发放贷款。这种影响是间接消极而又短视的，银企关系相比来说更为直接积极和长期。所以当同时建立政治关联和银企关系后，两种关系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正向累加。对于过度投资问题，当民营企业仅具有银企关系时，负债融资会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但一旦再次加入政治关联，企业不得不因此付出一些额外的“贡献”，此时由于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增强，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扭曲了银企关系带来的负债融资约束作用，从而削弱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当同时建立银企关系与政治关联后，类比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银行对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约束力可能将大大降低。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我国2012至2014年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明确银企关系、政治关联虚拟变量定义后，共手工搜集3523个样本，接着运用Richardson(2006)投资模型计算得出假设检验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即投资效率值，接着用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银企关系、政治关联以及两者共同作用下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将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提出的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第五章为本文的总结章，内容包括了研究结论、研究启示与展望。基于实证检验的结论，本文分别从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方面总结归纳了几点启示:为获得银企关系这一资源，民营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与银行建立联系，不仅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吸收现任银行职员进入企业董事会或管理层，还可抓住银行业改革和调整的机会对银行进行投资建立股权关系，从而缓解自己在申请银行信贷借款时可能面临的信贷歧视问题。政企关系方面，由于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不仅有正向作用，其负向作用也较为突出，故站在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整体影响的角度，应尽量减少民营企业对于政治关联的寻求，避免不必要的耗费。 本文的创新在于:在分别探讨银企关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之后，本文更进一步将这两种关系型资源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发现银企关联在抑制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方面的“双保险”作用，验证了现有大多数文献中对于企业引入银行关系的支持。对于政治关联，本文的结论一方面验证了现有大多数文献中政府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的说法，同时也肯定部分文献对于政府是“掠夺之手”的认知，并通过研究银企关系、政治关联同时存在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说明政治关联的相对负面作用，从不同方面更完整地研究论述了政府对于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既丰富了政企关系研究理论，也为民营企业更有效地甄选并寻求关系型资源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