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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安南纪行诗孕育产生于元朝与安南的政治交往，是元朝使臣记录安南之行的诗作。元朝遣使安南多达29次，频繁的出使为使臣提供了奉使出游的机会，也为安南纪行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元朝在建国之初曾试图征服安南，多次对安南用兵。元贞元年(1295)成宗即位，元朝罢征安南，两国关系才得以缓和。元朝与安南间政治关系的变化，也对安南纪行诗的内容产生了影响，诗歌内容由劝谕安南世子入朝晋见向宣扬皇恩浩荡转变。 诗人将地名融入诗作，记录了自己的出使路线，在元朝地理版图中我们可以勾画出诗人的流动轨迹。同时诗人也记载了沿途景观，随着文化区域的变迁，景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燕赵、中原文化区多历史遗迹;荆楚文化区多清幽山水或道教名山;而岭南地区则多巍峨山势或逐臣遗迹。安南的异域风光则更与中原迥异，呈现出诡谲怪诞的色彩。 元代安南纪行诗人的心态复杂多样，这与诗人“使臣”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及其行程变化密切相关。作为“使臣”，他们秉持国家大义，表现出浓重的民族优越感与使命感。但在遭遇艰辛困顿之时，诗人又表现出奋力前行与退缩之念纠结交织的情感状态。作为注重自我情感的“文人”，诗人在出使途中表现出真切的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而在任务完成归国返途中，诗人则表现出切切归意与悠然心境。 元代安南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元代安南纪行诗对山水的描写扩充到西南地区，扩大了元代山水诗的题材;同时陈孚、傅若金的山水诗在风格、意境上表现出明显的宗唐、学唐的倾向。唐宋时期的安南诗歌在内容题材上较为单一，与此相比，元代安南纪行诗涉及到安南生活的各个方面，切实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且诗作中的地名真实地展示出诗人从大都至安南的纪行路线，相比唐宋时期，路线更为详细全面。另外，元朝使臣与安南君臣赠答唱和，带动了安南学习汉文诗赋的风气，直接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