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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与公众卫生有关的卫生问题，与个人卫生相对，主要是指通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固体垃圾、液体垃圾的处理、粪便的处理等）、公共食品卫生、公共饮水卫生、灌输个人卫生知识，促进医事发展以及对传染病的防治。19世纪中叶现代公共卫生制度最早在西方各国确立。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和各国租界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建立，公共卫生制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作为舶来品，公共卫生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密切关联。本文在分析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检疫风潮的基础上，并与1910-1911年中国东北的防疫进行比较，分析晚清时期现代公共卫生制度逐步在中国建立过程中华人（包括政府和社会力量）与外人各自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笔者概括了目前医疗社会史和中外关系史特别是租界史的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就是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时笔者也说明了选择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检疫风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第二部分介绍了从19世纪中叶起，上海华洋两界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1910年冬上海公共租界惊现鼠疫和租界管理当局—工部局的应对之策，这一部分是说明检疫风潮的社会背景。从19世纪中叶起，经过工部局和传教士的努力，现代公共卫生制度被引进到租界。与此同时，以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和上海地方政府受到租界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刺激和启发，开始自办公共卫生，由于中外双方的努力，到20世纪初，上海的公共卫生水平整体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出现鼠疫，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租界管理当局—工部局颁布了严格按照公共卫生要求制定的《检疫章程》，准备在租界内厉行检疫。 第三部分具体介绍和分析了此次风潮。工部局的贸然检疫引起华人居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的惊慌和反抗，居民与检疫人员发生多起冲突，并流传外人用华人心、肺制药的可怕谣言，面对危急的局势，工部局被迫暂停检查。检疫风潮的发生说明尽管当时上海的公共卫生水平相对较高，但公共卫生意识在华人尤其是下层华人中依然淡薄。现代公共卫生的许多做法如隔离、焚尸严重触犯了华人的传统习惯，所以工部局的检疫会遭到反对，而那些可怕谣言同样是源于华人对现代公共卫生的陌生和误解，并将它与传统律法中严禁的“采生折割”联系起来。上海的地方大吏和绅商要求工部局照顾华人习惯和尊重中国主权，由精通西医的华人医生办理检疫，官绅的关注点除了工部局的检疫有违中国传统外，还有一点是中国的防疫主权，因为工部局在租界内检疫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更严重的是工部局借防疫干涉华界的事务，并以与租界毗邻的地区卫生状况差为由，要求将它们并入租界，为维护主权，官绅强烈要求自办检疫。最后经过中外协商，工部局取消《检疫章程》，由中国绅商设立自己的传染病医院，采用公共卫生的手段，在照顾华人习惯的基础上进行防疫，并在短期内扑灭了鼠疫，风潮最后平息。 第四部分将上述风潮与1910-1911年中国东北的防疫进行了比较。1910年冬，中国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控制着中东铁路的俄国进行了蛮横的干涉，俄国名义上是进行防疫，但其防疫及其残酷，华人因此惨死者不少。为防止俄国借机出兵，侵占我国领土，清政府动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采用现代公共卫生手段，迅速扑灭了鼠疫。东北的防疫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与上海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理防疫不同，这是由两地的公共卫生水平高低和社会力量强弱和外人情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五部分是结论。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笔者总结出公共卫生与晚清中外关系相互关联的若干表现。公共卫生制度最早通过近代的来华传教士和租界介绍到中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华人自办公共卫生;江南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在公共卫生传入中国之前出现的医药局和善堂等慈善机构也为引进公共卫生制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公共卫生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遇到了各种矛盾，首先是公共卫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冲突。如上所述，公共卫生的某些做法有违中国的传统，易遭华人反对。这一矛盾的有望解决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如重视生命和实用主义思想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华人接受公共卫生制度。其次是公共卫生与中国主权的矛盾。因为外人在华兴办公共卫生，依靠的是不平等条约，侵夺了中国的卫生防疫主权。随着20世纪初，华人主权意识日益强烈，开始通过自办公共卫生，维护国家主权，华人的这种努力成为推动中国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动力之一。另外在租界这些“华洋杂居”的地区，因为公共卫生牵涉中外共同利益，当面对冲突时中外双方能保持较大的容忍和妥协，部分中外人士的私交也有助双方矛盾的解决，社会舆论对当时中外关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最后，对于余新忠的观点，即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社会孕育产生的和推动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建立的主要动力是以绅商为主的社会力量，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在江南这些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社会力量在确立公共卫生制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东北这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它们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结果;其次现代公共卫生并不是由传统的中国地方政府和绅商建立的医药局和善堂等慈善机构演变而来，二者在运作制度、技术支持和管理人员的知识与社会背景都是不同的;第三，社会力量对现代公共卫生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不是无限大的，而是有限的，这种作用的发挥深受政府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