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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近代长江下游区域三个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的环境、过程、发展模式、与条约口岸城市间的比较及对中国区域城市发展及不同类型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研究，旨在为区域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通过对四个主要章节的考察与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一些重要结论: 第一章节是长江下游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环境分析。即对近代长江下游区域社会环境体系进行整体考察，认为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无疑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客观环境紧密相关。长江下游区域客观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内容很宽泛，有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而且这些环境紧密相联，相互促动，共同形成区域城市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其结论是: ①长江下游区域城市近代化总的客观环境是优劣参半。优势环境有: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交通发达、物产丰厚;良好的传统市场及产业结构;若干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与支持;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优良的地域文化精神;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等等。这些对于区域城市近代化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不利环境有:人多地少;西方的侵略和掠夺;工业化启动资金匮乏;缺乏稳定有效的政治局面,政府领导现代化权威丧失;战争及天灾人祸;东西方文化糟粕等等。这些环境因素则对城市近代化起阻碍和制约作用。正因为优劣因素同在，同时起作用，使得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历程呈现出起伏不定、有限发展的状态。 ②有些环境因素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功能。如，西方的侵略，既带来挑战与压力(,)又带来发展和契机。封建政府既有发展经济的一面，又有限制其成长的一面。地域文化既有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一面，又有不良糟粕的一面。这些都使得长江下游区域城市近代化呈现出其特殊的复杂性。 ③不论是何种社会客观环境，良好的环境因素的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从总体上对区域城市发展发生作用。 第二章节是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考察。主要对三地近代城市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城市结构、市民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进行探讨，认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运动。在这一城市社会的大变革中，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价值观念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城市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仍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接面上徘徊着，既存在着新的挑战与新的生机，也滞留着传统的阻碍与困境: ①城市工业化成为推动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的根本动力。受西方先进生产方式、新式商业利益以及“设厂救国”爱国情绪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三地创办大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城市工业化开始启动;从此，近代工业以其强大的推动力，迅速改变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商业转化为与大工业相互依存的近代商业;大批农业人口在新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吸引下到城市做工，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迁;城市社会阶级结构中新兴阶级的出现;传统城市社会力量由士绅向政府、商会的转移;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社会流动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等等。同时，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在各种观念文化的影响下渐渐改变，交通更加便利，城市空间的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得到改善。所有这些构成了城市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因素，在各自的功能转型过程中相互促动，渐进地实现着近代工商城市社会的整合。 ②城市社会“传统内变迁”过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近代化的阻碍因素。生产方式变迁上的困境来自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恶化，如战争、帝国主义的各方面侵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地方政府的不支持等等。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变迁的困境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积淀在遇到新式近代文化冲击后做出的本能反映，如反对新式学堂教育事件的发生、反对新式婚姻、自由恋爱等。 ③在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乡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与近代化是同在的，特别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要想促使它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轨，短短的三、四十年(1895-1937)时间实在是一个过于短暂的历史过程。因此，本章节中所涉及的南通、无锡、常州城市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至多是在“点”上的局部变迁，而决非是“面”上的整体转轨。而且，城市社会各层面的发展速度也各不一致，常常是工商业的发展大大快于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迁，因此，加强教育、提高人文素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节是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模式研究。即通过对南通、无锡、常州城市个性模式、共性模式及近代扬州城市衰落原因的具体分析，得出结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模式的形成体现了推动其城市发展的各方面动力与自身客观条件有机组合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多元化的动力及条件因整合的方式不同，造就了城市不同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而不同动力与条件的整合，又直接导致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正是这些动力因素整合作用的结果。其模式上的趋同也是这些动因与条件整合的同质性体现。近代扬州城市的衰落也是这种整合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其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远远不及以上三个城市。特别是其发展条件上的差距（包括交通位置、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差距）及内部机能调整能力的不足，是直接导致近代扬州城市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另外，从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内外因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内部动力在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和立意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群体能动性因素，而且产生了强大的精神驱动力。显然，在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条约口岸城市上海的市场辐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交通运输业的改变和建设等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而商业化、工业化则构成了最重要的内部动力，特别是与当地农村农副、手工业相结合并协调发展的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至为关键。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商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传统城市经济结构与功能的近代转型。因此，南通、无锡、常州在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带动的轻工业结构和功能。相比较之下，众多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则是依靠开埠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尽管这些非条约口岸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江下游区域城市市场网络、交通运输能力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却只能以中国内部的城市化动力为依据。这些外部动力只能是作为一种助动力，将工业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质优商品带给非条约口岸城市，进而从物质文化层面施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只有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城市才能从传统的形态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过渡。而且在这种渐进过渡过程中，由于工商业的独特演变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出现近代工商业与传统工商业互补共存的多层次结构。近代工商业既以传统的工商业为基础，利用传统工商业的资金、原料、技术、生产组织以及市场条件，又对传统的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淘汰，形成了对传统工商业共生并存的过渡型工商业结构，因此，其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本土化”的特点。 正是由于存在着工业化、商业化成为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和主要动力的情况，因此，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主观因素就显得至为重要。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表明，非条约口岸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成为推动此类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的动力因素。而扬州城市近代城市发展缓慢也与城市缺乏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的创业活动直接相关。作为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发展的形态之一，扬州呈现出步履维艰的发展状态，不能不说为日后的城市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鉴戒和教训。 第四章节是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比较考察。即通过对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特征的比较及对近代中国整体城市近代化的探讨，得出结论:近代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既存在着发展的差异性又有着相同的共性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近代发展的大体脉络。依靠自身条件变化、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