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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描写在作家笔下仿佛随意为之，但它的出现带有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因而，对风景描写进行文化阐释是可能的，这种阐释关涉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身份意识。从这个前提出发，本文拟探讨抗战时期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为何以及如何对民族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一问题。
首先，风景的叙述显而易见与抗战动员、民族认同相应和。抗战诗歌中的风景描写多以“外挂式”风景意象发挥作用；通过美好的风景遭到破坏这一差异原则将日军凸显为同仇敌忾的对象；流亡中的风景将历史与现实相印证，唤起了民族认同感；风景的呈现不仅通过彰显地方色彩成就中国多样统一的文化想象，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社会历史或个人心理的建构；风景的“见”与“不见”体现的是作家心态结构的差异。
其次，风景在抗战时期的民族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其现实的依据。风景作为抗战时期文学的素材，以其意识形态的中立性或隐蔽性而能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所接受，成为民族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广大群众对风景的接受更为迅捷；通过风景对群众巨像的雕刻，后者的历史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再次，风景在抗战时期的民族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具有其心理的依据。在亡国灭种的创伤性历史情境中，人们对匮乏的实证化——风景充满了快感地认同，形成了物恋的文化心理，黄河就成为抗战时期的全民物恋对象；另一方面，重庆作为抗战时期风云际会的城市，作家从外围到内部将其逐一呈现。它作为匮乏的先兆、阉割主体的能指，成为与物恋相对的惧物客体，逼使作家直面现实的苦难并有所行动。
此外，物恋这一概念的核心特征“替换”，决定了风景描写的交互被动性。交互被动性是指主体不间断地主动着，同时把自己生命的根本被动性转移给大他者，而通过风景来转移自己的被动性的行为则基于一种幻想。本部分以王西彦的《风雪》与冯至的《山水》分析之。
最后，在风景与民族认同之间还存在着性别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风景经常被用作对民族国家的性别化以及对女性身份的定位。本部分以萧红、孙犁、丁玲为个案试析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其间，风景是解析这一问题的催化剂。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作进一步引申：其一，风景在一切政治、历史、文学文本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和时代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二，风景的一切意义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而构建，它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背景，而且还填补着主体自身宿命般的罅隙。对具体风景的具体分析，可以切入到符号网络的枝枝蔓蔓，洞见各家各派的立场，从而实现向行动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