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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了一个“立体三维”式的综合效率评价框架，运用相关理论成果和数理模型，对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三种效率进行了重点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建议。本研究期望，这些探索对改进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综合效率能够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总体上，本文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一般抽象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全文共分八章，各章相对独立。
第一章是本文的基础，即导论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初步界定了主要概念，述评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概括和交待了本文的基本思想、研究框架以及创新之处。值得指出，公共投资是公共财政的重要但非唯一的组成部分，公共投资(PublicInvestment)和公共资本(PublicCapital)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公共投资和政府投资(GovernmentInvestment)之间既有共性但更有差异。本文指称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主要指地方政府以公共领域(PublicDomain)为主要对象的投资活动。显然，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具有公共性、双重性(即同时满足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多样性、系统性等特征，其是对市场投资的补充而非替代。
第二章主要从博弈理论角度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特质进行了透视，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理论假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投资博弈，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博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偏好并非“铁板一块”。与中央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相比，地方政府这个特殊集团的投资活动在行为动机、行为环境、行为过程、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实践中，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效率、结构效率以及产出效率往往是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各级利益主体之间互动博弈的某种结果。因此，深刻认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特质，是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综合效率进行评价的重要前提。
第三章主要讨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效率与规模非效率的问题。为此，本章引入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效率概念。与规模效率相对应，现实中必然存在公共投资规模非效率的情形。显然，公共投资规模的非效率问题是指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偏离了适度投资规模的合理界限所导致的各种效率损失。按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非效率性质的不同，具体可分两种：公共投资过度型和公共投资不足型。此外，本章还对公共投资需求拉动所引致的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问题进行了探讨。利用区域公共投资供给指数(或强度指数)和区域公共投资需求指数(或脆弱指数)的匹配关系，本章对中国各地区公共投资规模的非效率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31个省区中，仅有上海处于相对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过度型规模非效率，北京和天津处于相对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其余28个省份则都处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不足型规模非效率状态，其中，严重不足型规模非效率则占了64.29％。
第四章讨论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结构效率与结构非效率方面的理论问题。结构效率是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的另一重要视角，在此方面的探索即使是粗浅的，但也是有意义的。本章在对公共投资结构效率进行理论界定和模型表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结构效率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研究了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结构的理论准则，剖析了公共投资结构非效率的特征及其成因，最后探讨了兼顾效率条件下的两种公平分配模型：EDe模型和EDp模型。总体上，现实中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结构低效率本质上反映了地方财政职能的“缺位”和“越位”问题——这既可能源于客观因素造成的困难，也可能源于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主观意志的偏差。本章的分析还表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范围内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往往处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选择困境”，但在以公平为导向的区域公共投资政策中，机会公平模型(EDpModel)是一种解决公共投资结构分配难题(StructuralDistributionProblem)的较好选择。最后，本章以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的国债政策为例，说明了公共投资的区域公平分配理念并未在国债转贷资金的区域配置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第五章运用有限的数据资料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结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城乡、区域和产业结构分布效率状态。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城乡结构性差异则是导致目前我国城乡经济“龟兔赛跑”格局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现行的城乡公共投资结构引致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僵化，导致了城乡经济交往的割裂，并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村与居民的对立。(2)从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的比较来看，尽管区域投资的不均衡分布不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但实证研究表明1982-2002年间的中国区域投资结构每变动一个百分比就可使GDP增长率提高0.167个百分点，即投资资金的区域间(由西向东)流动有利于中国经济产出效率的总体增加。但必须看到这样一个自我累积的公共投资路径锁定机制：相对落后的经济、封闭的地理条件和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投资边际效率较低→区域内的有限资本不断流出(如“孔雀东南飞”现象)→西部地方财政能力下降→无力对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和改造→区域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期来看不利于区域公平和结构效率的改进。(3)1991-2002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结构变动效应的回归模型表明，地方政府的这种投资结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区域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013个百分点，显示了相应结构安排的总体不合理性。(4)借助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区域结构水平(以城乡结构来替代)、所有制结构水平三个结构指标，对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结构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各地区的结构水平差异十分巨大，如结构水平评价最高的浙江(1.85)与最低的西藏(0.22)之间相差高达8.41倍，在均值为1、标准差为0.3849的31个样本观测值中，有20个省份的结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约占样本总量的65％。
第六章，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产出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在对公共投资产出效率和非效率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可获得的大量面板数据(PanelData)，运用构造的生产函数模型、资产效应评价模型等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七章详细分析了地方官员腐败(寻租行为)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各种影响。公共投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腐败的“高发区”和“重灾区”，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事实上，由于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和博弈空间的相对宽松，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资腐败是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在中国，许多“政绩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公共投资项目中都能发现地方腐败官员的影子。本章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合同等假设条件下，重点分析了腐败对公共投资效率(包括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产出效率)的各种理论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证分析和案例剖析。例如，我国近年来全国共有17省的交通厅长因贪污腐败而被查收和判刑，基本上都属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型腐败案件，这也恰恰说明我国在公共投资领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相应监管制度存在的巨大漏洞。主要研究结论：(1)地方索贿官员的腐败行为不仅会使无效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过多并导致公共投资规模的非效率，也会造成区域内的有效私人投资不足。(2)拥有公共投资项目决策权的地方索贿官员，在更多腐败租金的诱导作用下，必然使得区域公共投资的结构发生扭曲，从而导致区域公共投资结构的非效率状态。(3)作为一种带有高福利成本特性的武断性“税收”，地方索贿官员的腐败从两个方面的路径机制导致了公共投资产出效率的降低：无效或无谓的公共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定投资成本下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产出的减少。总之，公共投资领域的腐败既是经济腐败又是政治腐败，其造成的各种腐败损失既是巨大的又是隐性的，而腐败和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之间的关联也是多渠道的。
第八章，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围绕公共投资效率，主要从管理制度方面探讨了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各种制度改进措施和对策。从哲学角度讲，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管理制度的本质是控制，其控制的重点应由资金投入转向投资的效率结果。可以说，公共投资效率是管理出来的，而不是评价出来的。为此，就需要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各个运作环节建立全过程的管理制度，具体包括：(1)加强科学决策，解决公共投资的“先天不足”问题；(2)构建制度约束，防范公共投资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公共投资项目工程中的腐败现象也许永远不会销声匿迹，但建立防范个人利益过度侵蚀公共利益的制度约束体系却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却是万万不能的。(3)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突破公共投资的“效率困境”。显然，单纯由地方政府来统包和统揽区域内的所有公共投资项目是不现实的；(4)建立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率后评价制度(Post-EvaluationSystem)。显然，科学合理且有效运作的后评价制度是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我国公共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流于形式、投资无效率却无人负责、公共工程项目质次价高以及“边设计、边投资、边修改”的不符合建设规律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与效率后评价制度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