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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形成了2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存量。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将更加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和可持续增长，这一阶段仍然需要农村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行业和地区，并且在政策上要更加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 随着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区域中心的构建，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进入快车道，经济集聚效应不断提升。在新形势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所增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过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区域间配置的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这将会对我国区域发展和城乡平衡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是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分析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运用我国的统计和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给予检验。从论文的结构和研究视角来说，本文从产业重置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关于劳动力区域配置的宏观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系统研究了影响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微观因素，使经济集聚理论与劳动力区域配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经济集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及研究现状（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区域配置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在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各类统计数据和指标全面描述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配置方向、规模以及结构的变动情况，并重点分析和归纳本世纪以来劳动力在区域配置上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其次，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机制给出分析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理论框架，在宏观机制上，基于产业重置视角给出分析，在微观机制上，建立农村转移劳动力区域选择和流向决策模型，提出收支余额假说和公共服务假说。再次，基于理论框架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一系列优化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策略及政策性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和模式创新、完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和降低企业家投资的信息搜寻成本，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成本、推动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健全社会保障，加强教育和医疗投入等;并且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在东部沿海等劳动力主要流入地区，务工人员中来自省外的占比在不断下降，在中西部等劳动力主要流出地区，务工总规模的占比在快速上升，中小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份额在不断上升。(2)在宏观机制上，我国制造业在区域间出现了再集聚，这种重置对劳动力的区域配置有显著的影响，主要通过工资水平、就业机会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3)在微观机制上，农村转移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他们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同时考虑了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活成本差异，通过在当地获取最多的收支余额来决定自己的区域选择行为，在控制了城市就业环境、就业风险等因素后，仍然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改变了劳动力效用的空间均衡，在同一名义工资水平下，任何一个地区较高质量和较低价格的公共服务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改变劳动力配置的空间均衡。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的创新点有:(1)从研究的视角看，论文全面描述了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配置方向、规模以及结构的变动情况，重点分析和归纳本世纪以来劳动力在区域配置上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并且从经济集聚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相关研究以及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较全面地构建了劳动力区域再配置影响因素的一个理论框架，包含了宏观产业的转移和劳动者的个体选择，这一点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说还是比较鲜见。(2)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工业重置和产业梯度转移日益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沿海大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忽略了这种重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和结构的影响，本文是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并且在度量产业重置指标方面也有所创新。(3)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务工的生命周期与城市劳动力有很大差异，其决策目标受到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很大，因此，本文引入了收支余额的概念，对该理论做了完善和补充。此外，在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中，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差异尤为显著，随着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对劳动力区域再配置的影响值得关注，这一点也是对已有关于公共服务研究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