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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广大乡村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这场以土改为旗号的革命运动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与共产党人之前所领导的几次土改运动不同，这段时期的土改发生在建国前后，是以颁布全国性的法律以及通过广泛设立的人民法庭来推进的，它也因此被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本文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的视角出发，选取1947年到1953年的土地革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革命在往农村输入国家观念和渗透国家权力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除引论、结论部分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家缺位的传统乡村的政治结构展开分析，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士绅阶层在国家与乡村的公共领域扮演着重要的沟通中介角色；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被强行拉入了现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随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并未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传统的政治-道德秩序受到了严重削弱，士绅权威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民国政府推行一系列县政改革，重建保甲制度，试图完成对乡村的治理，这样一种以经纪模式为运作特点的保甲体制没能实现对乡村的整合，反而致使国家陷入“政权扩张的内卷化”困境，削弱了国家在乡村的权威。第二部分，对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与革命技艺展开深入研究。如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政治救国是当时各类政治力量的首要任务。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就是把农民从封建、宗族等形形色色的身份束缚中解放出来，革命必然要推翻乡村的传统政治格局。因此，土改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共产党人革命技艺的施展，通过发动“诉苦”、下派工作队和采用运动式治理模式，不仅实现了动员和联合农民，而且有效传播了国家观念。共产党人将革命正义与农民的朴素道德实现了有效结合，通过在每个村庄开展的土改运动实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融洽合流，帮助国家与农民实现“合谋”，为新国家的权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从“教育农民是严重问题”这一问题出发，教育农民的实质便在于输入一种现代国家观念。首先，共产党人有效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功向乡村输入阶级斗争思想，通过划分阶级使广大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国家观念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传播开来。其次，通过运用法律来动员群众进行土改，积极发挥人民法庭的政治功能：法庭审判不仅展现了国家暴力的强制性，同时也宣示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成为了国家权力彩排的最佳场所。最后，通过完善农会组织，培养忠诚于国家的干部队伍，建立以基层政权和党组织为核心的权力文化网络，国家权力和国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本文的结论倡导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来看待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20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依靠国家推进模式的转型缺乏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民众较为认可的统治权威，中国的国家转型难以通过改良来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依赖抽象的法律机制将所有公民团结在一起，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前提便是将民众从以往的地域、家族、文化传统等“枷锁”中解放出来。本文从“送国下乡”这一研究视角对土地革命进行深度分析，肯定了土地革命在传播国家权力和导入国家观念方面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