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意识”到“自由女性”——论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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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在《北京文艺》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以充满理想主义的纯真少女“雯雯”形象正式进入中国文坛,《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女性成长小说随之进入读者视野。而后,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以先锋姿态发表《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因主题涉及女性欲望而饱受争议。随着《弟兄们》《流逝》《长恨歌》《米尼》《我爱比尔》《妙妙》《富萍》《向西,向西向南》等的文学创作,王安忆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是这样评价王安忆的:“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是最出色的一位。她对许多女性问题不是最早触及,却是最出色的表现者和总结者之一。”女性写作、欲望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评论界给予王安忆频率最高的标签。但王安忆本人从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者,相反,王安忆曾多次在采访和论坛中否认这种标签。研究者认为,此类标签与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大量流露出的女性意识尤其是性意识有着重大联系。不否认、甚至赞赏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王安忆坦率地认为“性”是作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恰恰是书写无法避免的“性”同抒发女性欲望结合起来造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评论界从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作家的文学内容大多与时代有着相当大的契合,王安忆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经历类似,大多在童年中度过“文化大革命”、初高中时期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同的境遇为王安忆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现实经历和写作土壤,这是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书写的普遍性和共性。七、八十年代是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在启蒙时代、思想解放的洪流中,一批又一批的女作家登上文坛,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萌发、女性形象繁多、女性话语猛增,女性写作开始成为重要写作现象。早期的女作家像张洁、戴厚英、叶文玲、张辛欣、刘索拉、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等,后来的方方、池莉、蒋子丹、迟子建等。作为两性中的一半,女作家们不可避免的对女性问题、女性处境、女性命运给予比男性作家更多的关注和倾向,这也是王安忆和同时代女作家们文学创作共同的时代语境。期间比较出名的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玫瑰门》等,围绕女性的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学除去时代烙印,与作家儿童的经历、长辈的影响、敏感的心灵、独特的思想、先锋的尝试同样有着联系,王安忆的女性书写也具有特殊性和个性。作为风格独特且变化不断的女作家,王安忆的女性文学创作有着特殊性和个性。王安忆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娟的文学影响对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原生家庭的文化涵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安忆的文学创作。王安忆正是靠母亲茹志娟的关系才在1978年调进《儿童文学》杂志社,直到1987年才离开。《儿童文学》杂志社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王安忆创造充满理想主义的女主人公“雯雯”系列的生活基调。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天赋和创作风格的变化多端自然和她具有先锋性的文学思考、特立独行的性格有着莫大关系。文本《长恨歌》的成功创作是王安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和个性的文学见证。
  本论文试图立足王安忆文学创作中不同阶段表现的女性意识,通过具体文本梳理、经典作品阐释、代表人物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完整展示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书写,尽管王安忆在女性意识书写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先锋性性和现代性,但同时因不可摆脱的时代语境,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书写存在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在分析、论述王安忆女性意识书写中,研究者将具体运用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波伏娃、埃莱娜·西苏及李银河等理论家的女性主义理论,力图完整和客观地论述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书写。
  第一章通过女性意识的启蒙、女性话语的表达、女性自我身份的确认三个维度,结合“雯雯系列小说”探索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的主体意识。第二章通过灵魂缺席的身体实验、以爱为名的欲望自由、性别精神身份的升华、性爱之魅的超越性四个小节,结合“三恋一岗”论述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欲望意识。第三章通过离家出走的“吉娃娃”、迎风奔跑的“逆行者、摆脱依附性的“永恒女性”、砸碎天花板的“独立女性”五种自由女性展现王安忆都市题材中女性自由意识场域的构建。第四章通过妻性的宿命归宿、母性的神圣传统、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的牺牲精神、同性的情感书写五个维度论述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书写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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