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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是一个“大转变”的起点。在发达国家,这种变化主要是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调整。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一种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因此,这种在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就集中体现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转型。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英国为案例,解析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转型。
本文共分为四章。导论章界定和说明论文研究的问题及意义,概述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说明本文的特点及结构。接下来的第二章考察关于福利国家发展变化的理论,通过对有关理论的概述,我们看到:首先,福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至少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和社会的几个方面。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个政治事实。但它涉及的是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在广义上,它构成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其次,福利国家的发展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从有关文献看,这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政治的因素、行政的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彼此联系,共同作用,决定了福利国家的现实形态和发展变化。影响福利国家发展变化的因素既有一国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第三,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是福利国家的增长和巩固时期,此后是其收缩或衰落时期。第四,尽管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试图解释福利国家增长的理论应该也能够理解其收缩或衰落”,但决定福利国家增长和收缩的力量也许是不同性质的,未必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最后,可以认为,尽管传统意义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危机、收缩或衰落,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仍是必要的,是不能取消的。换句话说,危机的也许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福利国家,而不是福利国家本身,更不是福利本身。
第三章考察英国福利国家危机和转型的实践经验。按照当前流行的分期方式,我们将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之前的前古典福利国家时期,1945年至1975年的古典福利国家时期,1976年开始至1997年的重构的福利国家时期和1997年开始至今的现代福利国家时期。
古典福利国家也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它是20世纪40年代的创造,在思想基础上,它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贝弗里奇的社会政策以及将领取给付、享用服务作为一种权利的公民权利观念的综合。在实践中,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相应地表现为政府维持充分就业、对所有公民提供普遍性的社会服务以及预防和消除贫困的活动。通过承担这些功能,福利国家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经济秩序,一种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方式,一种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尽管在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30年中,古典福利国家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调整和变化,但其基本结构一直是清晰可见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石油冲击、不断增长的全球性压力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作用下,福利国家陷入了危机。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实施了对英国经济、国家和市民社会“现代化”,促进进取性文化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福利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就业目标被放弃,普遍性社会服务的范围收缩,给付条件被收紧。
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上台执政,在延续、维持和发展其前任保守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试图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契约,并最终走向一种以工作伦理为中心的新福利社会。
经过近30多年的收缩、调整和改革,英国福利国家已发生了蜕变。对英国福利国家的走向和未来趋势,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主要包括监管型国家、竞争国家、社会投资者国家和熊彼特主义劳利国家。这些想象中的新的国家形式,都是建立在对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各有其合理性和依据。实际上,这些不同的概括之间是有共同性的,只是强调的重点和包括的范围不同,这种不同本身又与不同学者心目中的福利国家概念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熊彼特主义劳利国家是更为全面,也是更为适当的表述。换句话说,英国福利国家正在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转向熊彼特主义劳利国家。
在最后一章,我们利用有关文献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英国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熊彼特主义劳利国家转变过程的特点,并对几个有关问题提出了我们初步的看法。首先,我们认为,战后三十年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的福利国家建设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其次,危机的是古典福利国家,或者说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而不是福利国家一般,更不是福利本身。第三,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转型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调整和重新定义。随着福利国家的转型,国家的作用或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国家的职能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转变。在经济方面,国家要比以往更多地注重供给方面的管理,更多地注重对微观层次的监管,积极促进创新,提升一国经济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竞争力。在社会政治方面,以工作伦理为中心,重建福利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承担社会投资者国家的职能,积极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