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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希伯来文学的过程中,借鉴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思想,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这个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引起了译界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从全球化语境研究该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旨在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译界如何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译论,如何应用西方译论来促进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本文着重阐释了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译界学者在深入介绍多元系统论之余,纷纷借鉴并应用该理论于翻译文学、翻译批评、中国译学建设等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以解释传统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从中国语境出发,对多元系统论进行了积极的质疑、反思、批评与修订。在本土化多元系统论过程中,中国学者们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张南峰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精细版”,对多元系统论进行了补充、发展,使其更加适用于翻译研究。然而,本土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多元系统论的误读与误用。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了中西译论的交流,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土化则是中国译界学者应对挑战的策略之一。任何理论的本土化都有一个适用性问题,适用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两种检验：一是对传入理论的真理性检验,二是对传入理论是否与本土原有理论兼容的检验。前者靠实践,后者靠学者的甄别。多元系统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在这方面出过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多元系统论的本土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学者为促进译论研究、提高中国翻译研究的国际地位所作出的积极努力。面对全球化语境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课题和新挑战,中国译界首先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深入了解西方译论,以积极的姿态与西方以及整个国际译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既要借鉴应用西方译论来分析阐释中国的翻译现象,又要从中国翻译现象出发对出自西方语境的翻译理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从而达到理论的双向旅行和直接对话。同时,必须加强构建中国自己的具有原创性的翻译理论,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译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