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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权力论者不同，身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系统构建其权力理论，而是始终立足人类社会的实践思考权力现象和更为现实的革命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权力不仅在实践中演进和分化，始终发挥着整合和协调功能，而且还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社会关系，从特定视角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存在方式与历史特征，描绘出与其同步发展的辩证过程。这样，在实践这一不断变化的宏观背景下，权力便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形成了全方位的联系，贯穿了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历史特征和内在规律。 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著述，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公共权力的异化。因此，以权力异化和政治权力的产生为历史起点，思考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显然能够解释马克思的现实关注和理论主张，贯穿其主要政治学说。换而言之，以权力范畴为逻辑起点，不仅能够清晰形成和描述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而且以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演进轨迹，揭示出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和未来走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政治权力的产生与演进、经济权力的面世与变化以及这两种权力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互动，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与种种面相，又开启和推动着权力社会化的进程，巩固着这一进程的积极成果，直至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最终消除权力异化的社会原因，异化的权力才能复归为真正的公共权力。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只是权力分化和演进的历史，从这条主线上还衍生出更为生动丰富、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其中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国家等政治现象，以及社会革命不断积累的丰硕成果。马克思认为，随着政治权力的分化、经济权力的产生和壮大，更加平衡和合理的权力格局不仅使得长期存在的等级关系逐步被阶级关系取代，而且阶级关系更加对立明了，阶级斗争更加频繁。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国家也不得不注重回应社会的合理诉求，国家职能也因此更加全面丰富，除了继续在场、但存在方式明显隐匿的政治职能外，其社会职能更是体现和维护了权力社会化的成果。而在这两种基本职能此消彼长的影响下，经济权力的产生和壮大不仅催生和壮大了日益成熟的社会力量，而且明显加快了社会革命和权力社会化的进程，社会自治的意识和能力也因此持续提升，人类社会日渐进入充满活力、稳定发展的时期，并日益表现出自觉、自为的无限潜能。 以此来反观现实，经济权力的面世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显著质变，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此时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根本无法挣脱私有制的传统束缚，但在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推动下，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和政治权力渐趋保守的互动格局也逐渐加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无法在制度内解决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将无法摆脱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命运。同样，作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认真总结教训、广泛汲取经验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基本国情，审慎处理了现实国力和最高理想的关系，最终恢复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并存的格局。在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互动极其频繁的当下，难以消除且手段不断翻新的权力异化既要求政治权力主动依法接受监督，提升自身运行的规范性，又要求政治权力鼓励和引导经济权力，发掘其壮大社会力量的巨大潜能，稳定提升社会自治的意识和能力，进而推进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化进程，促进其在更高层次上重现公共性的性质。 遵循权力演进的基本轨迹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结合当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民众的行为方式，不仅异化的权力已处在日益社会化的进程之中，异化的诱因也因此备受诟病，而且民众在权力运行中表现出日渐理性和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一改传统的“消极的舞台台柱”的角色，进行全面持续的政治参与。因此，可以预见，随着生产力不断消除权力异化的诱因，政治生活也将彻底抛弃其历史悠久的传统，逐步成为全民的日常事务和行为习惯，权力自然也将作为更加纯粹的社会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催生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