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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贸易环境也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如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这可能阻碍正常的国际分工，导致贸易争端和福利的损失等，贸易便利化便是解决当前困境的一大“法宝”。此外，贸易便利化也是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各国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福利，使得一些经济学者和政府部门更加注重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与此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传统的“三驾马车”拉动到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家逐渐意识到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而可以带来一系列的进口效应，如来自进口贸易种类增长与结构优化所暗含的丰富福利内涵和进口贸易在治理外部失衡与平衡贸易顺差方面的重要功能不容小觑；此外进口在促进中国贸易内生持续平衡增长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为中国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缓解外部失衡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是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文章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选取东盟中的七国作为进口来源国，并根据Wilson（2003）的方法选择合适的二级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体系并测算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显示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此外关于二元边际，借鉴钱学锋（2010）的方法，对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HS-6位编码进行数据处理，将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分解为产品层面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对2009-2016年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现状从一般特征到二元边际的特征进行分析。而后，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集约边际增加0.88%，扩展边际增加0.58%；东盟国家的GDP水平每提高1%，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增加8.75%和4.46%，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降低0.87%和0.83%，同样地，相对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降低0.46%和0.34%。可见，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均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对二元边际影响不同，其中港口效率对集约边际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海关环境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最大。最后文章采用PPML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的实证结果相符，表明文章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文章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选取东盟中的七国作为进口来源国，并根据Wilson（2003）的方法选择合适的二级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体系并测算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显示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此外关于二元边际，借鉴钱学锋（2010）的方法，对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HS-6位编码进行数据处理，将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分解为产品层面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对2009-2016年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现状从一般特征到二元边际的特征进行分析。而后，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集约边际增加0.88%，扩展边际增加0.58%；东盟国家的GDP水平每提高1%，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增加8.75%和4.46%，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降低0.87%和0.83%，同样地，相对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别降低0.46%和0.34%。可见，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均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对二元边际影响不同，其中港口效率对集约边际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海关环境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最大。最后文章采用PPML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的实证结果相符，表明文章通过了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