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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在近几年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学这一多学科综合的产物也从对语言、心理等现象的研究转入本质性的探索.文化影响人们的感知和交际.虽然知觉的物理过程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对外部世界知觉的解释和评价却受文化的影响.我们怎样行动和怎样适应环境,主要是受文化决定的信仰的影响.信仰是我们通过或未通过证实的对实物真实性的确信.价值观是偏好一种信仰而不喜欢另一种信仰的持久态度.文化极其复杂,包住有许多互相联系的文化,除信仰和价值观外,还包括态度、规范、物质方面等.一个能包容这些文化的总括术语便是文化模式. 中国的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具体表现为人际交往中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和集体主义,严格的社会规范使人们的行为举止严整,社会交际状态下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严肃而非幽默等.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要代表,其主流文化最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该文在第二章通过观察世界观、宗教信仰和历史方面的文化差异,考察知觉和行为的根源.换言之,该章通过障碍分析以及案例分析,期望能够说明民族个性中造成交际障碍的根源.信仰和价值观根植于所有文化模式中,是人们行为的第一准则.在人类行为背后,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构成、相互关系、社交礼节、行为的起止以及语言.该章以人之初性善与性恶的中西方冲突为始,通过对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似乎是一切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起始点.该文在第二章中继续探讨的是以儒家思想针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冲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照展开中国哲学与西方价值观念的障碍冲突,对于"仁、义、礼、信"和西方的"自立自强",人际交往的公私分明等现象进行讨论.在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中国长期形成的人际交往模式同北美国家的个人主义模式呈现明显的对照.(一)内集团与外集团,(二)长期不对等互惠与对等的契约式互惠,(三)非正式交往媒介与契约式交往媒介,(四)私人交往与业务交往的交迭.某一团体的成员来去自由,对于团体是否忠信也并不受约束.儒家思想中对"义"的规定形成社会个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个性识别的依据来自相对联系紧密、规模较小、维持时间较长的集团.互惠作为儒家思想"仁"的体现是中国人际交往的核心,正如个人主义也是北美国家的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将人际关系看作是互补的、不均衡的,个体之间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个体都在永久地亏欠于他人,而他的债务施加者又同时承受着其他不同的债务.与此不同,在北美国家社会团体中的责任和义务往往被看作是个体行为自由的威胁.由于内集团与外集团之间的严格界限,在中国新的集团成员的加入就必然需要交往媒介.同北美国家交往媒介的专业化和契约化相比,显然中国的交往媒介是非正式的.以美国为例,作为交际媒介的第三者在执行媒介作用时,客观地了解介绍对象的相关主题的信息而不是该对象的综合特征.儒家思想对"义"的规定导致人们认为纯粹公务上的交往是淡而无味的,是带有精打细算、拘泥的色彩.在美国,私人与公务之间的交往是严格区分开的. 第三章以认识和避免交际障碍为主要探讨对象,应用民族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探讨交际障碍中诸如焦虑、错误认同、民族核心思想、非语言障碍及语言障碍等一系列问题.民族学的方法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具体存在的交际障碍.文化学的方法力图树立一个理想化的文化模式,然后用于解释个体在文化中的行为. 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焦虑.当人们对未知的事件产生焦虑时,很自然地深陷于这种焦虑情绪中而推动失去对交际过程的充分理解.第二个交际障碍是错误认同.如果人们对新的文化模式产生错误认同,结果将使人们对文化之间的重要差异失去认识.这种对于所有文化一致认为是与自己所处文化是一致的观点无疑是应该避免的.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的第三个障碍是民族优越感.它将自己的文化模式错误地规定为其它文化的行为准则.然而一旦人们对其他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内部都是稳定而连续的.陈旧观念和偏见是跨文化交际中一个危害很大的交际障碍.前者是指对某一文化群体的基于可见的或想象的形象而形成的对于这个文化群体的或否定或肯定的判断.而后者是对某一团体、宗教、种族或性别的非理性的怀疑或仇恨.这两者都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出判断有关.不同文化中的人们都习惯于各自某种特定的感官上的现实,人们看到、听到、嗅到和触摸到的是他们各自认为是重要的事物.在文化交流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判断和解释非语言的交际.词汇、语法、习语、俚语及方言等都会造成交际障碍,更难以解决的语言方面的交际障碍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坚决地维持对某一个词或短语的理解而不去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这是跨文化交际中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第四章的目的是提出一些促进和提高交际技巧的方法.尽管对自我的认识是很普遍的哲学问题,但它对于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