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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快速发展，已经进入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驾齐驱的新时代，但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投资效益较差，还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Organization，简称SCO)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SCO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以及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投资环境大大改善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在进入21世纪后才得到较快的发展，但至今占比很小，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而且与我国所具备的地缘、资金和技术等投资优势极不相称，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对我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而目前国内OFDI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站在本国和本地区层面对一般和总体投资问题的研究，针对经济转型国家直接投资方面的系统研究还没有。SCO国家都是经济转型国家，而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体制和制度安排及市场运作等有其特殊性，SCO国家作为中国“走出去”对外投资的重点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典型代表，对它的研究不仅将弥补该研究领域的不足，进一步丰富直接投资理论，而且还将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的投资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SCO整体框架范围内阐明中国对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探究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主要影响因素及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效益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指导。同时，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1)理论与实际分析相结合。本文重点运用对外投资理论和政策支持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同时，运用问卷调查、权威机构信息等第一手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研究，力求使该研究结果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客观事实之上，达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完美统一。(2)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本文在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贸易效应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一般政策支持和特殊政策支持进行了规范研究。(3)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对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定性分析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母国角度影响因素和政策建议。(4)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通过纵向比较分析，把握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一般规律或特点及其国别差异;通过横向比较分析，认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在中国OFDI总体中的状况，与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以及在SCO五国引进外资中的竞争地位及其相互投资的差异，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以及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在梳理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从纵横两个方面就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和投资绩效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在掌握其整体状况的同时分析国家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特点，阐明中国在SCO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在从母国角度定性分析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同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东道国角度进行了研究;然后，在分析中国对SCO国家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最后，提出促进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政策支持建议。 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析，发现现有研究非常薄弱。接着对指导和解释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进行阐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持。 其次，多角度全面研究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结论如下: 1、通过纵向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对SCO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总体呈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态势，但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并高度集中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在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上不同年份变化较大;在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上，农林牧渔业比重变化不大，始终排名第一位，其后依次为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经营主体一方面以中央企业为主，但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比重变化呈现出2007年之前快速下降，之后缓慢下降的两阶段下降特征。 2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发现:(1)我国对上合组织OFDI在中国OFDI总额中占比一直很小。在行业分布上，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总的OFDI存量都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但差别很大。在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中占居第一位的农林牧渔业占比高达26.8％，居第二位的房地产业占比17.1％，但在中国OFDI中占比都在2％以下。(2)与中国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几个主要经济体OFDI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对上合五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在五个经济体中是最小的，占比很小，而且流量和存量的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行业分布上，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对俄罗斯投资中占比最高的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在其他经济体中占比极小;二是对同是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占比高达81.6％，而对俄罗斯采矿业仅占9.9％;三是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集中度有较大差别。其中，澳大利亚集中度最高，欧盟第二，中国对东盟、美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相对比较均衡。(3)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吸引外资中，中国占比很小，但发展态势很好，占比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行业分布上差别很大。 3、俄罗斯已经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四阶段，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中国和俄罗斯对外投资发展周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哈萨克斯坦投资发展周期则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波动中缓慢提高，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差距依然很大;一直低于俄罗斯，尤其2002年以后差距迅速扩大，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5、经预测，2011-2015年中国对上合组织整体直接投资流量的规模依次为100666万美元、111749万美元、122833万美元、133916万美元和145000万美元，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年增长率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第三，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是资源导向型和国家利益导向型。对中国而言，SCO五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与我国经济发展日益突出的资源瓶颈形成符合双方利益的互补关系，对方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和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天然对接，以及彼此相邻的地缘优势地位，使获得其资源为目的的资源导向型动因成为区别于中国一般或总体意义上的资源导向型动因而成为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另外，SCO五国特殊而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使我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特殊的包括政治、安全、外交等在内的国家利益导向型动因。这与中国企业OFDI的一般动因依次是扩大国外市场的市场导向型动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降低成本的效率导向型动因和追寻自然资源的资源导向型动因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中国自身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直接投资。一是政府管理体系不完善。众多部门参与管理造成协调困难、行政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增加;项目管理上重前期审核，轻中后期监管;政府引导不到位，过于宏观。二是财税和金融、保险等政策支持严重不足，且主要偏向国有企业，使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国家在政策层面要求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精神不符。三是对外投资立法层次低，对外投资促进、管理和保护法律制度不完善，总体上缺失对外投资基本法。四是政府对外投资服务职能薄弱，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层次低，有关投资信息量小且覆盖面窄。五是跨国经营人才和商贸经济类俄语人才的供求矛盾突出，相关培训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针对国有骨干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大企业。 第五，本文选取东道国人均GDP、汇率、投资者保护指数、清廉指数和自然资源禀赋五个既能反映影响投资的最重要的一般因素，又能突出反映SCO国家特点的特殊变量，使用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年流量指标，分别建立包括五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和三个国家（塔、乌两国无自然资源禀赋数据）的混合OLS模型两个模型，对2003-2010年期间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汇率、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正相关，是影响中国对SCO的OFDI的重要因素，这与大多数人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腐败程度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负相关，且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理论上的解释和人们常规的认识不一致，表明了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这一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市场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足够大，以至于忽略腐败对它的负面影响;二是越腐败越有利于中国对其资源的控制。 第六，根据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接壤的特点以及研究目的，在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后，建立了以投资流量和存量为自变量的中国对SCO国家的投资引力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2003-2010年期间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对SCO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对中国对SCO的出口额都有正向的显著性的影响，FDI存量对进口额也有正向的显著性的影响，但FDI流量对进口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CSO直接投资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都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对进出口贸易效应最高的是俄罗斯，但对吉尔吉斯而言，出口效应排第二，但进口效应排第五，差异最大;其他三国进口和出口效应的排名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第七，完善中国OFDI的一般政策支持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政府引导、监管和协调三位一体的高效管理体系。具体包括:制定对外投资专项发展规划，完善中观和宏观指导和引导;建立境外投资报告制度和大中型投资项目跟踪制度;加强对外投资国内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海外协调以及国际法律制度协调，建立协调机制。第二，完善以财政和金融为核心的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包括加大对外投资税收支持力度;制定体现国家产业发展导向的OFDI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专项资金支持规模，并组建OFDI发展基金;建立OFDI亏损准备金制度。二是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包括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并设立对外投资专项贷款;扩大境外投资专项贷款的规模。三是建立健全中国对外投资保险保障体系。包括建立政府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设立国家政策性跨国信用信贷担保机构。四是加大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改变其不公平的竞争地位。第三，完善海外法律保障体系。包括完善境外投资促进、管理以及保护法律制度。第四，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一是以全国工商联为载体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专门服务机构，并加强现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的海外投资服务功能;二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全球性信息服务网络系统;整合国内政府相关网站和官方报告，降低重复率，扩大信息容量和覆盖面;加强与国外政府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加快提高信息咨询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对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和服务。三是加强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培训服务。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投资东道国环境，我国对外投资促进政策、措施和法律，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担保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培训方式上，应建立政府与高校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具体由政府牵头组织协调，高校承担培训任务，经费由政府全额资助。 在完善上述一般政策支持体系的同时，建议对SCO国家的直接投资实行特殊支持政策。第一，建立以外交与文化为重点的国家关系支持体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一是积极与国外政府沟通协调，尽快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政府间协定》。同时，加强协调成员国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很多政策性问题，以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政策及其执行与协定的冲突和矛盾。二是建立保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海外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教育合作，弘扬中华文化，服务于国家外交、安全和经济利益。包括深化教育合作，扩大留学生教育;完善孔子学院;加强对来华移民和工作人员的汉语普及工作;广泛开展“文化对话”;重视对外媒体政策，积极促进媒体人之间的国际对话和合作以及网络公关工作。第二，对资源勘探开发投资项目制定专门的特殊支持政策。一是设立海外风险勘查基金;二是设立“资源开发专项贷款”。第三，建议国家援外建设资金和项目实行重点倾斜，并把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主要应加大对经济落后的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援助。第四，实施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商务俄语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首先要制定商务俄语等应用型俄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规划，明确培养目标、培养方向、培养模式及其培养规模等。然后，在全国选拔确定使用俄语进行外语教学的中小学，并根据各高校俄语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遴选确定培养商务俄语等专业或培养方向的高校。在上述基础上，实施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俄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短期实施“商务俄语”人才培养专项工程。具体由商务部牵头组织，财政部资助，委托教育部指定的高校承担培训任务，依据少而精的原则，择优选拔一定数量俄语基础好的优秀学员，组织六个月或九个月甚至一年的商务俄语高级培训。中期建议对现有俄语翻译专业硕士实行单独划线，根据规划扩大招生规模，培养能够运用俄语这一交流工具从事国际商务等专业领域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长期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专业俄语）”一条龙式的俄语教育体系，实行“定校、定计划”培养。另外，建议在部分高职高专院校设置和培养国际商务专业俄语人才。 中国对SCO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及其利益分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受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所限，本文仅在特殊动因、影响因素和支持政策部分涉及到能源资源领域，未能单独设章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有待今后重点突破。另外，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国别差异也是今后值得重点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同样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仅以俄罗斯为例进行了分析，无法反映国别差异，而国别投资的行业分布差异不仅对国家制定发布国别产业指导目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进行正确的投资区位和行业选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